政府近期作为“国家竞争力提高10%”运动的一环,废除了产业保健医等13类资格证持有者的义务雇用,并缩减了电气安全管理人员等14个领域的义务雇用人数。对此,使用者一方大为欢迎,而劳动界和民间社会团体则以不能降低“生活质量”为由表示反对。现听取双方立场。◎反对/不过是强迫牺牲国民生活质量的政策/招致产业安全、保健卫生、环境等恶化/导致20万劳动者失业等社会问题/不能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单方面转嫁给劳动者 政府作为“国家竞争力提高10%”方案之一,发布了放宽义务雇用制的方针,内容是废除产业保健医、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等的义务雇用,并对电气安全管理人员、大气环境管理人员等领域缩减义务雇用人数。然而这并不能如政府所愿有效增强企业竞争力。相反,这是一项因产业安全、保健卫生、环境等条件恶化而降低劳动者乃至全体国民生活质量的错误政策。 近来接连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提高10%”方案,大多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提供各种优惠,却把负担单方面转嫁给国民和劳动者,强迫其作出牺牲。就连一向把“生活质量”口号当作万灵药使用的政府,也让人怀疑其正在重演开发独裁时代的财阀特惠,以“量”替代“质”,推行以“企业”而非“国民”为中心的政策。让人感觉其是以过度包装的经济危机论调为幌子,来掩盖已进入景气下行期的我国经济的种种困难。 目前国家公认资格证共有734种。其中27种属于义务雇用制适用对象,从业劳动者人数估计共达43万人。若按此次方针大幅放宽义务雇用制,预计将有约20万人以上陷入裁员等就业不安状态。不仅如此,资格证持有者及资格考试应试者也等于一次性被剥夺了持证所带来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背弃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稳定性的信任以及对政策变化的可预测性。 首先,把放宽义务雇用制当作增强国家竞争力一环的方针,源于未能正确把握我国经济竞争力削弱的根本原因。更根本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结构调整,以及培育能够灵活、有弹性地应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才是更为紧迫的课题。此外,确立经济主体之间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尽管如此,却看不到为化解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两极分化的经济结构所做的努力,反而以经济危机为借口给财阀企业更多特惠,从而加剧了经济失衡。特别是,始于总统“参与与合作”新劳资关系构想的劳资关系改革如何收尾,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劳、资、政三方都应深入讨论:将成为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主导因素的劳动者自主发挥劳动力,如何在法律和制度上得到支撑。以牺牲“国民生活质量”为代价、暂时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性、迎合性处方不会取得任何实效。 此次放宽义务雇用制方针中事实上被废除的领域自不必说,即便是放宽义务雇用、交由企业自主决定的领域,从迄今为止的企业惯例来看,预计也会产生与事实上废除无异的副作用。财界要求解除因各种义务雇用带来的人工费等费用负担,政府随之表示要减轻企业负担。按照创造更多利润这一企业活动最大目标,自主很快会变成事实上的废除,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显而易见的。 更何况,在产业安全领域,因安全管理不力而背负“工伤王国”恶名的情况下放宽相关规定,按常理无法理解。至于环境领域,更是不必多言的逆时代之举,还应考虑到这可能削弱我国在加入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谈判等场合的谈判能力,或成为贸易制裁的借口。 当然,对不合理、过度的义务雇用制进行合理再调整,剔除不必要地给企业造成负担的部分,是必需的。但这类工作应与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劳动者的再教育、培训来活用人力、动员创造就业手段以避免引发就业不安的努力并行。政府应撤除不必要的管制,清算官治经济,并按照小政府的理念,从政府部门自身开始采取提高效率的特别的自我牺牲措施。若在没有政府撤除管制和企业前瞻性经营革新的情况下,只引入废除、缩减义务雇用制等单方面措施,那就是把经济恶化的负担和责任只转嫁给劳动者,长期来看反而只会对增强国家竞争力产生反效果。 为减轻企业负担而使劳动者的产业安全、保健卫生乃至环境等国民生活质量恶化,并不可取。义务雇用制反而应进一步强化,当前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彻底监视、监督以及企业的扎实运营。 ◎金京浩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政策部长 简历 ▲1966年生于庆北安东 ▲1991年毕业于延世大学法学院 ▲1994年任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反腐败运动干事 ◎赞成/需剔除重复强制以提升竞争力/强制在29个领域雇用有资格者负担沉重/应保障依照劳动市场原理的自主招聘/应扩大专业代办人的利用与相近领域兼职 围绕企业活动放宽管制特别措施法修正案中是否纳入义务雇用制度改善方案,似乎争论颇多。 实际上,法定义务雇用制度是国家出于政策需要、依据各单项法律强制雇用一定的有资格者的制度,其出台基于产业设施保护、公共福利、社会政策目的等多种原因。 然而,这种强制至今仍无视产业结构和技术的变化,针对同一业种竞相出台,事实上已成为业界的巨大负担。 在我国产业社会条件恶劣、企业生产设施属劳动密集型的时代,通过有资格者实现政策目的这一当初目标,近来却逐渐带来低效率的结果。 目前被强制法定义务雇用的对象领域,仅安全方面就多达14个。何止如此。 环境、卫生、社会政策、交通、质量以及能源等众多领域都在其中。 这类制度单独来看似乎各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并非如此。 从相关企业的立场看,问题不止一两个。首先想指出的是,必须另行雇用有资格者,这在工资、人力确保等多方面都成为经营负担。 此外,我国企业还必须接受依据社会政策观点制定的国家有功者礼遇相关法律,对有功者子女给予3%至8%的义务雇用命令。 除此之外,还必须依据残疾人雇用促进法义务雇用2%的残疾人。若未尽此义务,则须缴纳一定金额的负担金。 综合这些义务雇用负担,总计依据23部法律、涉及29个领域。 然而,放宽这些义务雇用却往往被夸大为会诱发工伤事故、给企业活动带来大问题。 但我想强调,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力,企业判断得更准确;在资格证之前,对技术水平的评价早已在现场充分积累。 也就是说,企业的选择和决定以合理性与效率为根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营界主张无条件取消义务雇用。 只是要改善问题。放宽重复的义务规定、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性,从而消除与有资格者供给相关的团体或教育机构过度的既得权益。 同时应从需求者的角度制定人事整体政策,转变为彻底适用市场原理的人力市场。唯有如此,企业的竞争力才能提高。 即便制度上不强制雇用有资格者,认为此类有资格者有助于企业安全保健的企业也毫无理由回避这类人员。无论谁看都不合理,这不必多说。 如今,在像过去那样一切都由外部他律强制的制度中,我国企业已无法再拥有竞争力。 此次公布的政府方案是,在最小限度运用的原则下,对与安全相关的义务雇用扩大园区内共用制或专业代办人的利用,而基于社会政策目的的残疾人、国家有功者以及与安全无关的义务雇用等,原则上推进废除。 但以13个领域为对象推进的自主雇用对象领域仍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同时对被排除在自主雇用对象之外的领域,也应持续讨论和研究其是否确有存续义务雇用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不过,雇用了某一领域的义务雇用者即可免除另一领域义务雇用者的雇用义务,这种扩大相互兼职认可范围的做法预计会带来非常有益的结果。 实际上,现场中相似职务在名义上被分别定义、从而重复强制的情形屡见不鲜。 特别是,不雇用安全管理人员而将安全管理业务委托给外部代办机构或扩大委托范围的问题也曾被讨论,但考虑到目前委托代办业务办得极为形式化等情况,尽可能扩大自主雇用、扩大免除义务雇用的事业场所,看来要高效得多。 □金荣培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政策本部长 简历 ▲1956年生于釜山 ▲美国佐治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韩国经营者总协会调查负责理事
1996-12-05
放宽强制雇佣制(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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