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2-04 | 김재원

缺乏长期方向设定/金在源 汉阳大学教授·经济学(特别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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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强化竞争力/亟需制定配套措施政府劳资关系改革的最终方案历经重重阵痛方才出台,以此为契机确立劳资关系的新范式,需要劳、资、政三方齐心协力。 我们正处在距21世纪仅有4年的时点上。对外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的无限竞争中生存下来,对内要满足国民日益提高的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处境艰难。在此情况下,通过协作型劳资关系以及培养员工参与意识和主人意识,来强化劳资关系制度层面的竞争力,已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 此前,劳动关系改革委员会曾就利益当事方劳资双方达成一致的方案以及未达成一致的事项,与当事方一并将公益方案上报总统,政府在此基础上通过劳资改革推进委员会制定了政府的最终方案。然而,劳、资、政三方对现行政府方案均不满意。 如果说劳动关系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方案是兼顾利益当事方劳资双方利益的折中式方案,那么政府的最终方案则比之大为前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一贯性的劳资关系改革构想。基本上可以认为,集体劳资关系的设计有利于劳方,个别劳资关系的设计有利于资方。 从现时点评价政府方案,为国家长远未来考虑,利益当事方的意见固然重要,但由政府主导、从更宏观和长期的角度设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本应更为可取,这一点令人遗憾。不过考虑到劳动法须经国会修订程序,且若劳资双方极力反对,劳资关系改革本身可能功亏一篑,这也可视为次优选择。 劳资关系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的事项,从劳方立场看是解除“三禁”(不允许多个工会、禁止第三方介入、禁止参与政治活动),从资方立场看则是实现“三制”(整理解雇制、派遣劳动制、弹性劳动制)。当然,派遣劳动制被推至下一轮改革课题,但预计不久即会引入。 来评估一下劳资之间的得失。所谓“三制”目前在劳动市场上已部分实行,关于整理解雇,韩国大法院也有过肯定性判例。 由此看来,雇主方所得并不算大。相反,随着“三禁”的解除,劳方的劳动运动回旋空间扩大,尤其是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从此摆脱了非法或法外工会的制约。综合来看,资方的不满与不安可能大于劳方。 劳方不满意的部分是工会专职人员薪酬、无劳动无工资等与工会活动相关的内容,以及与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相关的内容。另一方面,资方感到不安的首先是允许多个工会和第三方介入。 劳动市场灵活化带来的雇佣不安,鉴于我国劳动市场目前生产岗位普遍招工困难,可以说仅限于事务岗位的雇佣不安。资方最为担心的是允许多个工会和解除第三方介入禁止所带来的劳资关系不稳定。也就是说,考虑到我国当前劳资关系的水平,放开这些将加剧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之间的势力之争,尤其给中小企业带来困难,而这些中小企业中相当多是转承包企业,因而有可能导致母公司生产受阻和劳资关系不稳。 就政府劳资关系改革的最终方案,笔者想指出几点。 第一,劳方担心事务岗位劳动者的雇佣不安,资方担心解除“三禁”后劳资关系整体不稳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现场生产受阻。希望政府慎重制定配套机制,将劳资双方感受到的不安降至最低。现行政府方案中已有一定程度的缓冲装置,但希望政府向劳资双方传递这样的意向:将关注今后劳资关系的进展态势,必要时进行制度性补充,迅速化解改革带来的不安心理。 第二,政府的最终方案是以兼顾劳资利益关系为基础制定的,而非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为基础,因此必须强调:劳资关系改革并未结束,而需在观察实施过程的同时持续改进问题的努力。事实上,它既未对确立了我们所希望的理想劳资关系的国家进行标杆借鉴,也难以说是忠实于劳资关系改革应有方向的理想范式的改革方案。 因此,为今后确立更好的劳资关系,需要政府带头对其加以修正补充,避免改革流于一次性。 第三,作为劳资关系改革产物的劳资关系制度一旦法制化,其弹性运用十分重要。近来欧洲劳资关系的趋势表现为谈判结构分权化倾向、重视国家竞争力的协作型劳资关系以及制度运用的灵活性。这些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变动趋势所带来的启示,应在制度运用过程中予以参考。 第四,被推至第二轮改革的课题中有许多是重要的。对这些课题的后续改革工作不能放松。例如,需要持续关注为改善工资结构而将标准工资制度一元化的方案。 最后,在劳动法的国会审议过程和实施阶段,总统和政府带头说服劳资双方乃至全体国民,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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