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0-28

公开已故副总理张基荣经济开发秘闻/韩中经济知识交流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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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措施三年逾百项/通过大胆引进外资的开发模式奏效/出口产业建设及各类复兴事业的"基石"/利率现实化中并行推进物价稳定/浦项制铁、京釜高速公路等借款项目开花结果由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日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东北亚经济论坛赞助,东亚细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南德祐)主办的第八届韩中经济知识交流国际研讨会,26日在三成洞贸易中心国际会议厅进入第二天,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天,Seoul Economic Daily编辑人(常务)朴炳润在题为《韩国经济开发初期的外资引进政策》的主题发言中,介绍了当时采取通过引进外资实现增长战略、在7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时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荣的改革政策。现将主题发言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要说明韩国经济开发初期的外资引进政策,有必要先介绍当时主导经济政策的一位杰出经世家——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张基荣。 为经济开发推出各项改革政策的前副总理张基荣,是可与中国宋朝神宗时期的大改革家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正如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为宰相)王安石不顾既有官僚组织和反对势力的抵制,强力推行富国强兵之策——新法(均输、青苗、市易法,保甲、保马、募役法等)一样,张基荣副总理也不顾各种反对势力的抵制与阻挠,为达成经济开发这一既定目标,不断推出各项改革政策。 依靠引进外资的经济开发,是主导韩国经济开发初期政策的前副总理张基荣如推土机般强力推进而实现的增长战略。事实上,他的绰号就是推土机。 当时韩国对外债的警惕与忧虑十分严重。政府、媒体、国民都认为外债意味着在经济上依附于债权国,反应极为敏感。这源于痛苦的历史经验。旧韩末期日渐衰败的朝鲜政府为引进各种消费物资,从日本大量举借国债,1907年国债已达到相当于当时政府预算的1300万元。这成为日本在武力侵略的同时使朝鲜在经济上依附于己的契机。 正因这一痛苦的历史遗产,人们对外资抱有警惕。媒体的批评尤为猛烈。但张副总理坚持不懈地说服批评势力,怀着信念强力推进。 1964年5月1日,张基荣从韩国有影响力的日报——韩国日报社长一职被任用为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他在就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面向国民自信地表明抱负:"请忍耐6个月",随后开始精力充沛地奔走。 他24小时奔走。其在任三年半期间实现的主要改革政策约50项,若包括相关施策则达百余项。 他一上任便新设经济长官会议并亲自主持,以对话与说服解决堆积如山的经济难题。经济长官会议尤其避开白天办公时间,于夜间召集,讨论至深夜。与此同时,他设立月例经济动向报告会议,每月向总统报告经济动向,并促使总统就经济难题作出决断。 在此过程中,他把引进外资作为克服贫困的手段而加快推进。为兴办出口产业,引入了引进外资这一开发模式。并通过引进外资,使停滞的韩国经济进入Take-off Stage(起飞阶段),创造了汉江奇迹。 政府为促进外资引进而加快法制整备。将1960年制定的外资引进促进法按现实情况修订,规定借款必须取得政府或银行的支付保证。并制定了关于引进资本货物的特别措施法(1964年)。 1965年,为防止因过度引进外资而陷入无力偿付状态,规定外债偿还负担率不得超过9%,并设定了分年度限额(1965年韩美备忘录)。 随后在1966年,将外资引进相关法令一元化,制定单一的《外资引进法》,在整备支付保证制度的同时取消外国人投资比例限制,允许100%外资投资,引进手续也予以简化。为防止不良借款设立外资引进审议委员会,为促进外国人投资在经济企划院内新设投资振兴官,又在美国、西德、日本等主要投资国设置驻外财务官,开展宣传、交涉、情报收集及全面招商活动。 向日本派遣对日请求权资金使节团,并在企划院设立请求权资金管理委员会。 在法制整备的同时着手寻找借款来源。首先为促进引进对日借款,决定举行韩日经济阁僚会谈。在第一次阁僚会谈上,韩方首席代表张基荣副总理表示将把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年)提前至三年半完成,请求日本积极合作,双方商定对日请求权资金为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以及民间借款3亿+α。 政府为防止外资引进过度偏向日本,一方面稳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西德,强化经济合作。特别是为使经济合作多元化,设立了对韩国际经济协议体(IECOK)。IECOK于1966年5月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美、日、法、加、澳、比利时、意大利、台湾等9个国家为会员国,IBRD与IMF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政府还加入ADB(亚洲开发银行),并强化与IBRD、IFC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此外,随着向越南派兵,通过韩越经济阁僚会谈开发出获取美元与向国内汇款这一外资收入来源。 韩国的外资引进始于美国援助减少之时。1959年TONGYANG Cement为扩建水泥厂引进213.9万美元DLF借款,为其开端。1959~1969年这10年间外资引进实绩共644件、27.24亿美元。但到1964年为止引进的仅39件、8500万美元出头。其余均在1964~1969年间引进。进入70年代后增长速度更快。 就外资引进形态而言,除1963年美国海湾石油在蔚山设立的大韩石油公社(现鲜京油公)外,大部分以借款形式引进。 借款项目的代表之作是浦项综合制铁。韩国政府为建设综合制铁厂,于1967年3月组成由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等4国18家公司构成的KISA(Korea International Steel Associates)即对韩国际制铁借款团,并于同年10月3日在浦项当地举行了开工典礼,但因外资引进迟迟未有进展,遂转而决定投入对日请求权资金,集中投入无偿、有偿及日本输出入银行借款等1.68亿美元,加快建设,培育成今日世界级的综合制铁厂。 此外,京釜高速公路、韩电的发电厂、通信设施等社会间接资本,以及化肥、水泥、纺织、造船、化学纤维、远洋渔船、石油化学等,进入60年代后登场的主要产业均与借款结缘。曾引发诸多风波的韩国肥料与新进汽车,以及70年代建设的重化学工业,也都是借款项目。 外资引进对韩国经济完成起飞阶段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但副作用也不绝于耳。 最先被提出的是不良借款引进。随着借款引进形成热潮,不论项目可行与否都一概引进,催生了大量不良企业。借款引进被视为富矿,其引进过程中动用了种种离奇的违法手段。有的没有内资便引进借款,工厂刚建成便陷入不良;也有许多情况是引进金额半数不知去向,连项目启动都无法正常进行。此外,为偿还本息而引进的现金借款也引发了风波。 外资引进引发诸多争议,但对当时的韩国而言是别无选择。收入低则储蓄低,储蓄低则投资低,没有投资则生产与收入水平也只能低下,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R NURKSE)是后进国家共同的问题。要打断这一恶性循环的锁链,只能从外部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用外资建设出口产业,用随外资而来的技术开动建成的工厂。 政府将外资集中投入到兴办出口产业上。起初曾想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兴办进口替代产业,但狭小的国内市场难以承受,于是不得不转向进军广阔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 特别是对进口替代产业的保护政策带来了高估的汇率、贸易与外汇限制、差别关税与低利率等安逸政策,出口根本无法增加。于此,在建设出口产业的同时,广泛推行了扩大出口的施策。 首先引入汇率现实化与浮动汇率制。政府于1964年5月3日实施汇率现实化,将美元对韩元汇率从1美元130韩元上调至255韩元(贬值)。经过一年多准备,政府于1965年3月22日施行单一浮动汇率制。与此同时整备出口支援体制。引入出口目标制度,设定年度、月度目标并督促达成。又设立月例出口振兴扩大会议,由总统在青瓦台亲自主持,全体阁僚与出口业界代表齐聚一堂,检查出口目标达成情况,一旦提出问题便当场制定解决方案。 实现了废除进出口联动制、原材料进口减免税及耗损率认可、进口自由化幅度大幅扩大。特别是为实现进口自由化,把原有的进口许可方式由正面清单制改为负面清单制,由此,截至1964年6月为零的进口自动批准品目,到1964年12月占进口许可项目数的8%,到1965年12月扩大至62.7%。 另一方面,为督促出口,韩国贸易协会得以扩大改组,韩国贸易振兴公社(KOTRA)成立,构建海外网络,开展出口营销与情报收集。关税制度改革、韩国外汇银行设立、加入GATT等改革措施相继推出。 政府于1965年9月30日终于实行利率现实化。利率现实化是光复后无人敢触碰的禁忌。张副总理打破这一禁忌,实现了利率现实化。堪称利率革命。现实化的内容是将存款利率由年15%上调至30%,贷款利率上调至24%(当座透支26%,滞纳利息36.5%),形成逆利率体制。 利率现实化作为市场自律化政策的一环,大幅上调了过低的银行利率,主要目的在于筹措与外资引进相匹配的内资。 张副总理强调,利率现实化的目的在经济上是筹措内资,在政治上是排除金融的特权化,在社会上是扫除高利贷。 政府为防止开发型通胀,强力施行综合物价稳定政策。张副总理宣布物价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不择手段强力推进物价稳定政策。米价上涨,副总理便召集米商劝其降价;煤球涨价,便奔赴集运场督促原煤运输。 此外,学费、铁路费、大米、煤球、蔬菜、水泥、咖啡、沐浴费、公交车费等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均由经济企划院物价当局调整。这与他高声主张的市场自由政策相背离,是依靠行政力量实现的物价稳定,但在当时别无选择。不过,在汇率与利率现实化、贸易自由化等价格机制现实化的同时,也综合施行了基于市场自由化的稳定政策,包括通过财政稳定计划与平衡预算稳定货币价值、通过扩大出口最大化外汇获取、抑制不必要消费、增加储蓄、以油代煤政策等。得益于这些综合稳定努力,自1965年起出现了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的现象。 法律与制度改革也随之而来。以税制改革、关税制度改革为首,整备了各类法制(造船工业培育法、电子工业振兴法、钢铁工业培育法、石油化学工业培育法等),并推行国营企业民营化、废除农地所有上限制等改革政策。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几乎同时综合展开。 张基荣副总理最终推出了大分配政策。他于1967年9月2日主动召集财界座谈会,以此前成果为基础提出十大分配政策。 他提出了包括改善公务员待遇的税制改革、制定不动产转让所得税法、公共费用现实化、制定MRFTA、贸易自由化、强化地方财政、人才录用等广泛的改革政策。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超前改革政策,但在5~20年后大部分得以付诸实践。特别是人才录用原则所提出的根除人情式人事、排除地方色彩等,早在30年前就已诊断并开出了针对延续至今的韩国病的处方。然而大分配政策强制财界承担负担,以致连受益最多的财界也转身背离。加之一向如此信任他的总统,在确认开发政策成功后,为调节节奏而以安全优先论者为中心重新布局。这发生在他提出大分配政策一个月之后。 大改革家张基荣毫不留情地摧毁既有秩序,并不断开创新秩序。那是创造性破坏。他曾回顾自己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成果:"在任三年半是我国经济的Take-off期间。出口从不足1亿美元增至3亿美元。储蓄从400亿韩元增至1800亿韩元。政府持有美元从1亿美元增至3亿美元,物价稳定在批发6%、消费者10%的水平。"他的改革政策是一部戏剧。 韩国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政策、依靠引进外资的开发政策是正确的选择。60年代的经济掌舵人张基荣副总理把韩国经济推上了起飞阶段,70年代的经济掌舵人南德祐副总理则开辟了韩国经济结束Take-off、迈向成熟工业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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