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抑制财阀经济力集中并防止不公正行为,有人提出应废除公平交易法上的专属告发权——即只有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告发,检察机关才能调查和起诉的制度,由此引发争议。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等民间团体主张,大企业即使实施不当行为,真正进入检察告发程序的案例极少,只有赋予具有公信力的民间团体告发权,才能实现公平竞争。但政府方面担忧,在已有其他刑事处罚规定的情况下仍广泛允许告发权,结果将通过舆论审判产生抑制正当企业活动的负面影响。现整理双方主张。◎维持/废除将导致滥诉、经济活动萎缩/商业行为的违法性由竞争效果决定/为高效执法应赋予专职机构/告发与公诉决定不应受舆论左右 现行MRFTA几乎对所有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刑事处罚。具体而言,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企业结合、串通、违反大企业集团出资总额及债务保证限额等行为者,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2亿韩元以下罚金。 此外,实施不公正交易行为、事业者团体违法行为、签订不当国际合同等行为者,将被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亿5千万韩元以下罚金。 目前这些罪名须经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才能提起公诉。然而近期在讨论MRFTA修正案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应废除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专属告发权,由此引发争议。 其论据是:即便发生百货店欺诈性促销、食品制造日期虚假标示等受到社会谴责的行为,由于公正交易委员会对告发态度消极,难以处罚相关人员;这种状况既侵害宪法赋予国民的诉讼请求权,也违背了MRFTA本身“阻止财阀企业横行”的立法宗旨。 专属告发权存废问题,应在检讨MRFTA的作用与功能以及MRFTA违法行为性质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公平交易政策是通过促进公正自由的竞争,谋求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提升的经济政策。因此在MRFTA执行中,各类经营与交易行为的违法性,理应由该行为对市场竞争、最终对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来决定。也就是说,某一行为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行为类型的形式要件,还须满足“妨害竞争”的实质要件,才作为违法行为予以禁止。 然而,多数经营与交易活动会依市场状况对竞争产生极为多样的影响,因此要判断妨害竞争的有无与程度,就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市场的结构与条件、行为者垄断力的程度、行为的动机与目的等,具备能够分析评价该行为经济效果的专业经济分析能力。 这提示了以下两点。首先,将执法机构设为委员会形式的中央独立行政机构并赋予专属告发权,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实现中立而高效的执法,需要能够开发并积累专业经济分析能力的专职组织。正因如此,美国自1914年起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赋予其准司法权限以及广泛的执法裁量权;日本也设有拥有专属告发权的委员会。 其次,对几乎所有MRFTA违法行为都施以刑事处罚并不妥当。只要经营与交易行为的违法性须通过经济效果分析来确定,事业者就难以事先知悉自己拟实施行为的违法性并作出决定。以违法性尚不确定的行为为由施加刑事处罚,无法发挥对违法行为的抑制效果,只会抑制有益的经济活动。刑事处罚只对价格串通、招投标操纵等竞争限制效果明显、通过事业者之间故意共谋实施的“当然违法”行为才是恰当的。 在维持现有广泛刑事处罚规定的同时取消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专属告发权,很可能导致告发或公诉的决定受国民情绪与舆论走向左右,使基于经济论据与分析的公平交易政策无法执行。更严重的问题是,存在执法僵化和刑事处罚不当过度执行的风险;即便不然,也会使事业者暴露于无法预测的刑事处罚风险之下,大大抑制生产性的经营与交易活动。 刑事处罚对象应限于招投标串通等卡特尔行为,对这类行为而言,废除专属告发权可成为提高执法实效性的方案。因为串通是以限制竞争为目的故意实施的,竞争限制效果也很明确,本身即属违法行为,在执法上只存在行为举证的问题。 对于经济效果不确定的其他行为,宜缩减刑事处罚规定,并将告发交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判断。发达国家仅对串通行为有选择地施以刑事处罚;在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与韩国法务部共同执法的美国,拥有刑事起诉权的韩国法务部也几乎完全专注于卡特尔行为的查处与起诉。 ◇ 简 历 ▲1954年生于忠北忠州 ▲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及研究生院毕业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师 ▲蔚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废除/阻断国民基本权诉讼请求权/应使公正交易委员会对违法行为者告发义务化/或让经济团体、消费者也能行使该权利/“垄断与寡头规制程序”由一个机构独占并不可取 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与深化,为促进企业间公正而自由的竞争、鼓励富有创意的企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权益,强化垄断规制及公平交易制度的要求更为迫切。 本次例会国会预定提交“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修正案,该案在强化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职能的同时,包含了改善市场结构、提升公平竞争秩序所需的适时修订内容。 然而在此前的讨论过程中,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当初构想的多项修正法案内容被保留或变更,令人感到确立公平交易的期待有所落空。关于垄断与寡头规制的制度,越是发达国家越为严格,可以说正是通过长期实施这些制度,才形成了今日具有竞争性的产业环境。 与这些努力相比,我国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侵害企业经济自由与自主性的批评,甚至在全球化时代本应支持企业强化竞争力之时,还出现了政府反而新设绊脚石式管制的批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所拟定的MRFTA修正案被修改,可以看作正是因为这类批评声浪强烈。 遗憾的是,我国特有的财阀存在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承包结构的特性被忽视了。财阀所主张的自主性侵害,若仅限于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尚可成立,但在财阀与中小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中则难以成立。 这是因为,财阀与大企业对中小企业自主性与创意的制约这一重要问题被忽视,最终将降低产业的动态效率,并可能导致忘却韩国经济整体经济自由与自主性之宝贵的结果。 从这一层面看,现行公平交易制度有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向抑制与化解经济力集中的方向强化,公正交易委员会也被要求超越委员长升格为部长级的程度,实现名副其实的经济检察职能强化。由此观之,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专属告发权问题在以下方面存在改善必要,有必要充分讨论并汇集智慧。 首先,随着公平交易制度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职能的强化,行政需求预计将增加,为提高制度实效性,将垄断规制程序专属赋予一个机构是否可取,即为问题所在。 现行公平交易法中,对公平交易违法行为者施以刑事制裁的前提——告发权专属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须经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才能提起公诉。问题在于,这在现实中可能制约不公正行为中大多数受害当事方——中小企业与消费者——的权利实现。 从法理上看,这种专属告发权连可用于辅助受害人实现权利的诉讼请求可能性都予以阻断,存在限制国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权利的问题。美国克莱顿法第4条反而规定,为实质性强化消费者保护并补充消费者集团代表诉讼,州总检察长可作为国家的亲权人提起诉讼,其精神也有参考价值。 特别是财阀或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承包结构现实,即在过于排他和专属的结构下,中小企业的自主与创意受到制约,最终导致整个产业创新能力下降、动态效率降低,这一韩国特有的现实必须正视。 只要经济力集中加深、财阀的舰队式经营形态存在,众多独立中小企业的创业与培育就难免受限;基于这一严重的问题意识,应更透明、更广泛地开辟途径,使因不公正行为而受害的中小企业自身的冤情得以纠正。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设定一定要件,使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对违法行为者的告发义务化;或者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不行使专属告发权时,为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消费者团体或相关机构等具有公信力的公共机构团体开辟可行使告发权的途径。 这类改善讨论,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信任之上:其方向始终是补充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能、强化公平交易秩序的确立,尤其是提高相关制度的实效性。 ◇ 简 历 ▲1948年生于江原平昌 ▲首尔大学农学院及行政研究生院毕业 ▲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 ▲韩国生产性本部调查研究理事 ▲韩国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委员
1996-10-10 | 최동규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专属告发权”(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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