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9-24 | 池萬元

[特别投稿]意识改革与制度改革 池万元(社会发展系统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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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改革运动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成功案例寥寥。意识改革的主要工具是演讲。人们以为凭名家演讲就能改变意识,凭改变了的意识就能提高生产率。若改变意识和提高生产率如此容易,那就不需要经营大师了。 意识改革运动反而只是放大了不信任感。经营层责怪劳工层的意识,劳工层责怪经营层的意识。想靠改革意识来实现目标,是一种轻率的想法。经营是什么?是利用他人能力完成事情的技术。要做到这一点,经营层必须履行四项极为困难的职责:设定目标、构建体系、赋予动机、发挥出色的领导力。这四项核心经营职能怎能用名家演讲来替代? 意识是体系的产物。若想培育意识,就必须设置能让意识得以培育的体系。假设有三台公用电话亭。韩国人会在三个电话亭前排三列队。“队要排得好”才能早点用上电话。轮次不是按“逻辑”而来,而是按“运气”而来。让我们在三台电话前排成一列队。站在最前面的人将使用三台电话中最先空出的那一台。“一列队体系”按逻辑分配轮次,而“三列队体系”则按运气分配轮次。 实力不如排队排得好 住宅认购制度同样如此。相比无房3年者,应优先考虑无房15年者。然而我们并不是依照这种逻辑性的优先顺序分配住宅,而是依靠抽签这种赌博来分配。像这样助长侥幸意识的社会经营案例多得不可胜数。在一个不靠实力而靠排队排得好才能轮到、才能出头的侥幸体系社会中生活的国民,怎会生出努力和储蓄的心思? 政府采购方式依据预算会计法采用“最低价中标制”。这对催生“一锤子买卖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交货检验时看起来像样的产品,撑不过一年就故障、报废。长期只向市场供应优质产品的企业的声誉、信用、质量也不被考虑。正是这一点,在使企业的质量精神患病方面起了一份作用。 通信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增加,但真正具备专业人才的公司几乎没有。通信设计公司的设立条件极为简单。不论专业领域,只要拥有几名大学毕业生,凑齐文件就能获得营业许可。皮包公司把几位持有大学毕业证的家庭主妇伪装成职员。几家皮包公司串通,以不同的投标价格参与投标。其中一家被选中。中标价的50%分配给参与串通的公司。只有区区30%的钱交给分包企业。在这些人中间,健全的企业无法生存。使社会病到如此程度的,是漏洞百出的“投标体系”,而不是“意识”。 侥幸盛行的社会 东大门地区商圈只有货运小卡车勤快地出入,经济才能活跃。然而这里却有稽查队出动查处停车。稽查队停留期间,装着货物的小卡车围着商圈转几十圈观察动静。时间、燃油、环境上的损失也极其巨大。但比这更大的破坏行为,是培养了国民的“看风色意识”。 过去我们的银行没有秩序。最近以国民银行为首出现了排号系统。即便没有进行意识教育,秩序也变得像发达国家一样好。只要装上那个简单的排号系统就能解决的事,过去数十年我们却多么冤枉地一味责怪国民意识。秩序缺失不是意识之过,而是体系之过。 新加坡和香港机场的室外空间比金浦机场狭小得多。15年前我到访这两地,新加坡有7辆出租车、香港有14辆出租车同时载客。出租车排成一列驶入,然后像梳齿一样散开载客。乘客的时间被节省了。然而如今金浦机场仍是乘客一列、出租车一列。最前面的出租车载上行李多的乘客离开后,下一辆才接上那个位置。排在第20位的出租车要等20至30分钟。等多久就烦多久,于是态度不친切,并想按等待的时间多收钱来补偿。 每当金浦机场问题被凸显为问题时,其诊断总是归咎于意识。因此至今仍未实现体系改善。在“须数十年国民整体意识才能提升”这种轻率的处方之下,我们至今仍只是一味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