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围绕我国经济现状,是否已陷入危机,各方意见分歧。以财界为中心的经营者一方和民间研究所主张危机论,而部分学界和官方人士则不愿认同经济危机论。 先看危机论一方的主张。我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利率、工资、地价、物流费用等无一不比竞争对手国高得离谱。就利率而言,韩国为12%左右,而美国为5.8%、日本为1.2%、台湾为5.4%、新加坡为2.6%,与我国差距很大。 即便看考虑通胀后的实际利率,我国为8%左右,而日本和台湾各为1%左右,美国也仅为3%。工资又如何?从1987年到1994年,韩国制造业劳动者年均工资增长率为10.4%,而台湾为7.1%、日本仅为1.4%,美国反而是负1.1%。按金额比较,韩国为每月1273美元,而台湾为1165美元、香港为978美元,可见韩国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更成问题的是,名义工资增长率远高于劳动生产率。从全产业看,1990年工资增长率为18.8%,而劳动生产率为15.7%;1991年工资上涨17.5%,劳动生产率为16.0%;1992年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
没有克服能力才是真危机 以1994年为准,物流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韩国为14.9%,而日本为11.3%、美国为7.0%,与任何竞争对手国相比,我国物流费用都偏高。土地价格也是如此。现代电子在美国俄勒冈州设立的半导体工厂,土地价格每坪仅16美元;大宇电子在法国的投资获得无偿租赁;LG电子在英国威尔士的投资,土地价款每坪5美元,与国内地价根本无法相比。 该方主张,在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结构下,国际竞争根本无从承受,出现贸易逆差再自然不过。政府应正视韩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性问题,采取划时代的对策。
唯有打破高成本结构 另一方面,不把韩国经济现状视为危机一方的主张如下。谈一国经济状况,必然要对增长、物价、失业、国际收支等进行综合评价。过去我国经济规模较小时可以实现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如今经济规模扩大,高增长已勉为其难。 该方认为,当前韩国经济6%~7%的增长速度应视为正常。从国际上看,除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像我国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物价方面,虽有批评称政府公布的5%与体感物价差距很大,但这类批评在任何国家都能看到。5%左右的物价是我国可以承受的水平。 失业率在2%上下,几近充分就业。考虑到劳动力不足、正在引进外籍劳工的现实,就业没有太大问题。反过来,也有部分意见认为,只有存在一定失业率,劳动市场才能稳定。 国际收支方面,贸易逆差达150亿美元以上,确属大问题,但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看也是可以承受的;若这种大幅逆差持续下去才成问题,一两年左右的逆差不必大做文章。总体而言,韩国经济仍属良好,并非如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处于危机状况。
正需要领导力与实战能力之时 因此该方认为,尚不能视为危机,为治愈我国经济问题的应对之策,应是稳定通胀、扩充社会间接资本投资、奖励储蓄、抑制消费等原则性应对。 增加货币供应量,对借款众多的大企业有利,但最终会引发通胀,负担将落到国民身上。因此应避免增加货币供应量这类一时性对策。比这更成问题的是,仅半导体一项出口不振就使国家经济摇摇晃晃的经济结构。 有观点主张,不景气之下利率高企,是因为有限的资金被部分财阀独占,如今正是必须纠正财阀章鱼式扩张事业、独占银行资金这一现行体制的时候。关于经济的争论多是好事,因为可以成为发展的原动力。只是,连现状认识都截然不同的视角与评价,显然存在问题。 然而,是否危机,取决于能否克服这一危机状况。若有能够克服的对策和能力,就不是危机;若无对策或错失时机,就会迎来真正的危机。 如今已无更多争论余地。即使认识和视角不同,结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打破高成本结构、强化竞争力是把危机变为机会的道路,对此无人会有异议。剩下的只是实践,而非口号或言辞。 如今正是需要领导者的经济哲学与实战能力之时。领导者要明确韩国经济应朝哪个方向前进,发挥明确的方向感与领导力,取得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并一贯地加以实践,这一点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