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9-12 | 趙漢天

[反对] “高工资削弱竞争力”逻辑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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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政府表示,为强化竞争力必须改善高成本结构,并公布工资抑制与工资总额管理方针,随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宣布抑制工资总额和削减雇佣。政府与雇主的这种工资抑制,与近来景气下行局面相互叠加,似乎在向国民灌输一种被误导的认识,即经济困难真的是因为工资上涨。 然而我们在此不能不产生若干疑问。在今年工资谈判已经结束之时才公布工资抑制政策,其时机并不恰当。通常政府与雇主的工资政策在第四季度确定方向,于12月、1月前后公布,政府方面由劳动部负责,雇主方面由经营者总协会负责。然而这次却由财政经济院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直接出面,且是在工资谈判结束之时担当“恶人”(?)角色,这让人怀疑除抑制工资之外是否另有目的。那就是与自今年5月开始的劳资关系改革有关。 劳资关系改革工作此前历经30余次分科会议、讨论会、研讨会、专家会议等活跃讨论,自8月13日起启动小委员会,已进入拟定最终方案的阶段。而此次劳资关系改革,因其关系到制定即将到来的21世纪劳资关系的秩序与规则,其重要性引起劳资双方的极大关注。我们不能不怀疑:此前在劳资关系改革的名义与全民改革气氛中屏息以待的经济界,为在劳资关系改革中占据优势、贯彻资本方所要求的提高灵活性(弹性工时、裁员、派遣劳动),并阻止劳动基本权保障及工会活性化,才以高度策略抛出了工资抑制。 不过即便把这种不纯动机置于讨论之外,我国劳动者尽管工资有所上涨,却因社会保障不足,物价·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条件恶劣,面临劳动者生活质量完全没有改善的现实。此外,制造成本中劳务费的比重、总成本中人力成本的比率、附加价值中人力成本所占比重等企业人力成本比率持续下降,可见所谓高工资造成人力成本负担只不过是虚构的意识形态攻势。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具体来看,社会保障负担金占GDP的比率为2.5%,与法国的19.6%、德国的15.1%等发达国家相比低得不成比例,甚至低于将福利责任主要交由个人承担的美国的8.7%。此外,表示附加价值中工资所占比率的劳动收入分配率仅为6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相较资本收入而言,收入分配并不公平。 在这种低社会保障与收入不平等之下,物价、医疗、教育、居住等恶劣的生活条件正在威胁劳动者的稳定生活。 以1990年消费者物价为100来看1994年的物价指数,我国4年间上涨29.3%,录得最高涨幅,而日本和法国分别为7.1%、9.7%的低涨幅。狭小的国土与昂贵的房地产价格成为压迫劳动者生活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住房普及率超过100%,住房短缺并非问题,而我国仅为84%,住房绝对量不足。这种住房短缺通过房地产价格与租金上涨,成为不劳而获收入及高昂生活费的原因。 劳动者的这种生活条件加大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劳动者只能采取通过工资上涨来改善生活的办法。 那么,竞争力究竟是否因工资上涨而被削弱呢?一句话,并非如此。根据韩国银行的企业经营分析,自1992年起制造业人力成本增长率低于附加价值增长率,且差距逐渐扩大。1995年附加价值增长率达19.2%,而人力成本增长率仅为12.8%,差距达6.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大于工资上涨幅度。这一点也可从人力成本比重的下降中得到确认。制造企业制造成本中劳务费的比重从1992年的11.7%持续下降至1995年的10.8%,总成本中人力成本的比重也从1991年的13.8%降至12.6%,人力成本负担正在减少。再看直接影响产品制造成本的制造业生产岗位劳动者的每小时劳动成本,截至1994年韩国为6.25美元,高于台湾、低于新加坡。然而这一每小时劳动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36.5%、日本的29.2%、德国的22.9%,也仅为我们所要加入的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劳动成本的33.4%。更何况,从近来在海外市场与日本竞争的电子产品和小型汽车来看,日本工资比韩国高3~4倍,价格竞争力却仍优于韩国,这一事实说明竞争力的核心并不在于工资。不应固守通过抑制工资强化竞争力这一旧时代遗产,而应以崭新而进取的方法强化竞争力。 赵汉天(韩国劳总政策本部长) ◇简历 ▲1942年生 ▲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毕业 ▲韩国劳资关系学会理事 ▲劳动部职业训练审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