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国原本借日元升值之势成为主力的汽车、半导体、钢铁、电子等五大行业,直接受到日元贬值—美元反转的冲击,出口增长率放缓。今年上半年经常利润减半,大企业集团的工资支付能力急剧下降。“危机论”随之浮现:只有将此前上调的高工资水平按总额规模冻结、专注于减量经营,才有可能生存。近来的经济状况不只是单纯的景气低迷或国际收支赤字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整体经济“生存权”的问题。 这乍听或许像企业人士的叫苦,但只要探究我国近来所经历景气低迷的根本原因便可理解。今年以来全面显现的国内景气低迷,并非源于经济周期波动或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内部的问题,即高成本·低效率结构。其中,年均超过15%的工资上涨率,与作为“+α”提供的工资福利性支出负担相互叠加,成为企业经营的重大障碍因素。 在本月6日召开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企划调整室长会议上,得出近来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在于已达发达国家水平的高工资的结论,并决定通过人力结构合理化等方式,将明年工资总额规模冻结在今年水平。同时明确表示反对可能威胁工资稳定的允许多个工会并存和第三方介入合法化,并要求引入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的裁员制度和劳务派遣制度。 仅靠冻结工资无法化解高工资问题。这既因为人力成本已高到构成负担的程度,也因为工资冻结会削弱劳动积极性,而雇佣调整存在引发集体劳资不安的风险。 遏制已然高企的工资,正确的办法是在工资决定中引入竞争、在雇佣调整上提高灵活性,即“提升生产率与经营革新”。与不景气的战争伴随痛苦,但必须取得确实成效。应引入绩效工资,并使减量经营成为可能。甚至不惜果断向海外转移。 美国汽车产业之所以重新恢复竞争力,得益于以果断的雇佣调整清理了非生产性的高工资劳动者。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能够克服日元升值萧条,得益于劳动者为守住岗位而忍受的工资调整之痛,以及自动化、机器人化投资。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在解决高成本结构方面必须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弹性。 我国在开放加速的同时,即将加入经合组织。由此,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也已到了不得不自由化的境地。若要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开放水平,我们为具备对外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不仅要改善所有制度,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也必须按照国际竞争的框架重新整备。 随着我国经济完全暴露于国际竞争之中,若干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也随之显露。首先是存在许多并非以现实为前提制定或修订的不必要规定,致使劳·资难以对产业结构变化作出灵活应对。此类制度只是对外国法制的简单模仿,在解释我们的现实时问题颇多。 此外,以集体劳资关系为中心的现行法律体系,是以自救责任和伦理意识为基础的历史惯例为前提的,与我们的现实存在一定脱节。特别是现实中的劳动运动以强力的团结为武器,集中牵引大型工作场所,使过度的人力成本上涨扩散至全部工作场所,成为高成本最主要的因素。 这些因素最终使劳动力市场僵化,成为在劳资关系和工资谈判等方面引致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为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认为应改善以下几点。 第一,放宽裁员条件是我国业界最为需要的劳动法修订事项。相较于工时缩短的速度,我国对工时的管制过于整齐划一且僵化。实际上,尽管随着产业结构变化,企业通过自动化或结构调整推进的经营革新形式多样,但固定的人力与僵化的工时制度限制了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从而严重损害了竞争力。 特别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市场与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市场的双重结构化,在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大企业面临过剩雇佣问题,而中小企业则因人力不足而依赖外国劳动力。 因此,需要通过大企业的雇佣调整实现向中小企业的人力循环。特别是1987年以后,面对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开发带来的产业现场变化,企业的人力结构几乎处于僵化状态。由此产生的大企业过剩雇佣问题,在近来开放化·自由化之下已到了无法再放任的境地。 因此,工资总额冻结或确保工时灵活性,不应仅被视为解决当前大企业面临问题的手段,而应从决定我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能否生存下来的生存战略层面来思考。 丁镇镐(韩国经济研究院研究室长) ◇简历 ▲1950年生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 ▲辛辛那提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1996-09-12 | 丁鎭鎬
[赞成] 解决高成本低效率的苦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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