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9-11 | 崔英圭

高工资结构问题何在 <5·完>“劳资应共同制定绩效评价标准”劳工运动也需从工资斗争转向福利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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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界宣布“工资总额规模冻结”,出现抑制工资上涨及裁减人力的动向。这是基于在经济下行局面叠加之下,在高成本—低效率的企业经营格局中已无法确保竞争力的判断。特别是在当前的高工资结构下难以继续支撑的危机意识蔓延,这被视为企业生存战略层面不可避免的选择。优秀而勤勉的劳动力曾是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今后我国能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可以说正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引领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最重要条件正是工资,这一点毫无争议,但以高工资结构强化我国经济竞争力存在局限。首尔经济新闻邀请工资领域专家、劳动部下属韩国劳动研究院副院长李铣、韩国劳总中央研究院院长鱼秀凤、韩国经总劳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梁炳武等,就高工资结构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举行了座谈会。【编者注】 出席者 李铣(劳动研副院长·主持) 鱼秀凤(劳总中央研究院院长) 梁炳武(经总劳动经济研副院长) ◇时间:1996.9.10. ◇地点:Palace酒店 ▲李铣副院长=近期工资问题的争议点,第一是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工资上涨,正成为削弱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损害劳动者之间的公平,并加重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此外,有人指出垄断寡占的大企业竞相主导变通性的工资上涨,使其与中小协作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由于依赖重视工龄等年功要素的工资决定方式,劳动者职业能力开发和激发工作意愿方面出现困难。最后,定额薪酬、超时薪酬、特别薪酬等多达115种津贴使工资体系复杂,工资管理低效,而这种复杂的工资体系又成为使变通性工资上涨得以实现的原因。工资问题可概括为工资水平、工资差距即工资结构、工资决定体系、工资构成等四大方面。我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决定劳资双方的分配份额,也是直接影响价格竞争力、经济稳定、社会公平、能力开发、工作意愿等的重要因素。 大企业主导变通性上涨 ▲梁炳武副院长=我们判断,我国竞争力正在减弱,是因为高工资、高利率、高地价、高物流费、高管制等高成本与低效率结构。事实上从企业角度看,其中工资是最大关键。那么我国的工资是否真的高呢?企业认为是高的。据美国劳工部资料,以1995年为准,我国劳动者时薪为7.4美元。这高于竞争国新加坡的7.2美元、台湾的5.8美元、香港的4.8美元。就绝对比较而言,与美国的17美元、日本的23美元差距很大也是事实。但按行业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以汽车产业为例,我国月平均为230万~250万韩元(约3.5万美元),而日本约为4万美元,已逼近其80%~90%的水平。相反生产率仅为其50%~70%。最终,汽车、造船、钢铁、半导体等主力产业的工资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生产率却跟不上,这正是我们面临的高工资结构问题。 ▲李副院长=高工资是国际竞争力减弱的原因,这一点毫无争议。但劳动界对财界的工资总额冻结方针强烈反对,称这是一味强迫劳动者单方面牺牲。 ▲鱼秀凤院长=我们的主要产业是造船、汽车、石油化学、半导体产业等。因此台湾、新加坡、香港不能算是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国。我们的竞争国正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工资比较必须在产品单位层面进行才具有逻辑一致性。高工资结构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内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二是企业内部工资是否高于生产率。工资上涨率超过生产率这一情况自1987年以后时高时低反复出现。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95年整体看,平均而言工资上涨率并不高于生产率。与国外比较的问题上,我们的竞争企业是日本的索尼、三菱,荷兰的飞利浦,德国的AEG等。我们企业的工资绝对不高于这些竞争企业。此外,在生产率与工资的比较上,认为工资高就比竞争企业做不好生意,这是错误的判断。 ▲李副院长=劳动生产率与工资问题应以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进行比较,这是近来学界公认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主张工资不是削弱竞争力的因素吗? ▲鱼院长=我认为这是高利率、高物价、高土地成本、高物流费等综合作用所呈现的现象。同时,政府对企业的过度管制等也确实是竞争力下降的因素。实际上有分析指出,把10吨煤炭从釜山运到美国洛杉矶的费用,比从首尔运到釜山的价格还便宜。 不能让劳动者单方面牺牲 ▲李副院长=工资水平固然重要,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才是问题。此前大企业过度提高工资,这种惯例正是带来高工资结构的因素。 ▲鱼院长=垄断寡占的大企业滥用优越地位,在提高本公司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通过压低中小协作企业的转包单价把人工费上涨部分转嫁出去,这类事例也不少。 ▲梁副院长=我认为企业间工资差距源于我国企业低效率的工资决定结构。工资由劳资谈判和定期的薪级晋升两方面决定。实际上今年工资谈判达成的工资上涨率约为7%左右,但实际工资上涨率却达到12%上下。 ▲鱼院长=从劳总下属企业的达成情况看,截至8月末完成工资谈判的企业平均上涨率达到12%。与政府公布的7%~8%存在很大差距。 ▲梁副院长=劳资关系越是对立,协约工资上涨率与实际工资上涨率的差距就拉得越大。由于担心劳资纠纷,指标上是个位数,实际上却新设变通性津贴,进行了与生产率增长率无关的高幅度工资上涨。 ▲李副院长=我认为,由于工资构成体系复杂,引发了工资上浮效应,成为高工资结构的原因。 ▲鱼院长=在现行按企业设立工会的体制下,雇主和工会都难以摆脱各自的利己想法,加之以工资斗争为主的劳动运动导致了工资上涨。如今应从企业单位的工资斗争为主,提升到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福利层面。 ▲梁副院长=大企业工资高的原因,正是因为与雇佣问题相联系。要承受高工资结构,就必须确保工资和雇佣的灵活性。美国拥有解雇制度、日本维持弹性工资政策,也正是同一脉络。我们的企业由于工资与雇佣灵活性不相衔接,因而直接表现为经营负担。归根结底,要使大企业的工资稳定化,就得与雇佣挂钩来解决。为此必须制定高工资、低人工费战略。与其少发工资,不如实行与反映个人绩效等贡献度的工资体系相衔接的工资管理。 工会参与经营有必要 ▲李副院长=在灵活性方面,也应把焦点放在劳动者能把工作做得多好上。应为劳动者打开终身教育之路,劳动者通过能力开发提高生产率,在提升工资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鱼院长=对于按能力和绩效进行的人事—工资管理问题,基层工会委员长绝不会反对。问题在于评价缺乏专业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可信性。一边反对工会参与经营,一边进行以雇主为中心的评价,这是自相矛盾的。 ▲李副院长=不伴随能力开发的终身发展是无法期待的。虽然劳资信任不足、评价体系不完善,但我认为引入绩效工资、能力工资十分紧迫。这个问题不能无限期推迟。 ▲梁副院长=将津贴合并整合、简化工资体系,方向是好的,但方法是问题。必须实现评价与报酬相衔接的工资体系改革。也可以考虑劳资共同制定评价标准的方法。参与经营的方式也已多样化开放,包括利润(绩效分配)、资本(员工持股制)、决策(信息·协商·决定)参与等。 ▲鱼院长=中小企业的津贴一家公司只有4~5种。复杂的工资体系是大企业的问题。这是因为大企业为了工资管理而使用了津贴这一变通手段。为摆脱年功工资形态、转向能力与绩效方向而设立了各种津贴,如今却说工资体系复杂,这是矛盾的。 ▲梁副院长=工资体系变复杂是劳资政三方共同的责任。企业为降低基本工资比重,工会执行部为了对会员的展示效果,都更倾向于新设津贴而非既有津贴。这也是政府持续推行工资稳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李副院长=缓解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改善工资体系等,原则上可以认为劳资双方是同意的,但工资制度的改善必须以劳资合作为基础寻找合理方案。我认为,尽快改革劳资关系框架,使企业单位劳资、上级劳资团体与政府之间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也是重要课题。【整理=崔英圭】 [照片] ◇李铣 [照片] ◇鱼秀凤 [照片] ◇梁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