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院公布的明年税法修正案,重点在于强化企业竞争力、提高工薪阶层与经营者之间税负公平性、抑制过度消费并引导增加储蓄,以及继承赠与税改革。 此次税法改革方向正确,也看似合理。但实际效果令人怀疑。这本是早就应推进的政策目标,却在问题扩大后才迟迟应对,错失了时机。此外,名义上冠冕堂皇,却偏重于形式,手段不足以期待实际效果。 第一,虽称重点在于强化竞争力,实际却侧重于中小企业税制支持。而且也仅限于最低税率下调2个百分点、发生亏损时对已缴税款追溯退还、公寓型工厂特别附加税减免等几项税收减免。 强化竞争力是早就提出的国家课题。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改善高工资、高利率、高地价、高物流费、高物价等所谓“五高”。早已成为政策目标的高成本结构改善一再拖延,直到经济急剧恶化才匆忙着手整治。错失时机已经太久。 强化竞争力效果令人怀疑 更何况出口低迷、物价不稳,景气亦陷入萎缩局面,经济危机感日益加深。越是此时,税制越应发挥作用,以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和经营思维。税制须配合政策方向弹性运用,效果才会更大。 税收制度的目标不仅在于确保税收,还应具备调节景气的功能,并与经济政策保持一致。若说在当前景气下滑、改善高成本结构与强化竞争力成为政策课题之际,税制中理应包含果断的支持措施。然而此次修正案不仅错失时机,支持手段也不甚明显。 储蓄与抑制消费对策错失时机 反正缩减税收减免对象的政策一贯性已被打破。有必要从法人税临时投资税额抵扣制度、特别消费税等能够激发企业投资意愿的方向着手。特别是为恢复成长潜力,需要对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给予果断的税制支持。即便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技术与人力开发支持也是被允许的。 第二,提高工薪阶层与经营者的税负公平理所当然。被称为“玻璃钱包”的工薪阶层税负高于经营者,不公平的不满声很高。以减税实现公平,没有工薪阶层会不喜欢。但靠减税实现公平并非万全之策。本来税收前景就极不明朗。因此,与其减轻税负,从强化对营业所得者征税的方向解决公平问题更为合理。为此,应强化个人经营者的所得暴露与课税基础阳光化的诱导装置,并果断推进课税基础现实化。对自由职业者的征税也理应加强。 第三,为节约消费和增加储蓄而引入诱导措施,不免有为时已晚之叹。实施金融实名制时储蓄不增、消费增加,本是可预见之事。正如预料,消费增加演变为过度消费,奢侈性海外旅行也急剧增加。这正成为经常项目赤字的主因。 应聚焦缓解经济力集中 直到事态恶化至此才袖手旁观,如今才使用诱因政策并东远集团“法”,大加威吓。在病已深重、时机已失的状态下,究竟能有多少效果令人怀疑。这只会淡化实名制的宗旨。 第四,继承赠与税的改革存在这样的问题:与减轻中产阶层税负相比,更多地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继承税免税点(扣除限额)10亿韩元,对普通人而言是一辈子赚钱也难以积累的金额。免税点之高可见一斑。10亿韩元以上也分为四档,金额越高优惠越多,存在矛盾。 更何况防止逃税、严格课税的机制也很松散。我国的继承赠与税应聚焦于阻断财富世袭、促进所有与经营分离,并通过税制取得实效。 然而我国的税法却偏离了这一目的。财阀在传至第二代、第三代的过程中,经济力集中与一人独占经营体制依然稳固,正是因为税收制度的松散和税务行政的漏洞。日本严密的税制与严格的执行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1996-08-30 | 서울경제
[社论] 税法改革尚需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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