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8-28 | 서울경제

[社论]经济人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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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5·18事件终于被定罪。相关被告人全体(除1人外)被判有罪,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尤其是这些事件的主谋、两位前总统全斗焕与卢泰愚被加重量刑,留下了成功的政变也必将受到惩罚的历史教训。同时也隐含着不得让此类不幸之事再次发生的警示意义。 一审判决表明法律的正义仍然存在,我们时代的历史过错不能只交由历史去评判。但在纠正历史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在获得这一教训之前经历了不少曲折,光州屠杀的责任未能完全查明,前总统崔圭夏的证言未能实现,致使新军部篡夺权力过程的核心未被揭示,这些都留下遗憾。 在评价审判部历史性判决的意义与警钟的同时,不能不关注对涉及秘密资金案的大企业总裁们的实刑判决。 因为这推翻了此前普遍预期与观测中将从宽处理的看法,判处实刑给财界带来冲击,并引发经济萎缩的担忧。 担忧艰难的经济进一步萎缩 当然,既然两位前总统从企业人士处收受的钱款被认定为贿赂,行贿的企业人士受罚也属理所当然。也可以理解这样的评价:审判部借此机会切断政经勾结链条的意志,从长远看有助于经济发展。 即便如此,遗憾的是在对事件作出历史评价的同时,未能深入斟酌经济层面的评价。因为对企业人士的重刑,将对国家的对外形象、企业的道德性与信用度造成损害,并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或明或暗的负面影响。 这与近来国内经济日益困难的时点相叠加,令人忧虑加深。被判实刑的企业人士的心理萎缩,很可能导致经营意愿下降和投资活动萎缩。 本来国内经济就极不透明。景气已进入下行通道,出口不振日益严重。正是企业人士应当专心致志之时,却因实刑判决的后遗症,经济不得不更加艰难。 不仅国内经营活动萎缩,对外活动也令人担心会出现不小的障碍。在国际竞争舞台上被打上“行贿企业人”“有前科者”的烙印,海外经营势必受到镣铐般的制约。 特别是在全球化政策的风潮下,海外投资活动比任何时候都活跃。不巧的是,被判实刑的企业人士正是海外活动最多的企业总裁。其中还有几乎全年都在海外奔走的企业人士。 对外形象受损 活动受阻 他们是在海外“有一号”、令外国企业都有所忌惮的知名企业人士。当这些企业人士被打上“犯罪者”的烙印时,形象受损自不待言,活动也必然受到制约。海外接单活动与资金筹措等海外经营将变得不利并出现障碍。实际上据说竞争国对国内企业进军海外进行阻挠的事例不少,而“犯罪者”的标签可能正好为此提供可乘之机。如此一来容易蒙受羞辱,在激烈竞争中落后,全球化只会更加遥远。进军海外的企业人士对所在国媒体高度敏感、密切关注报道,正是因为如此。 财界笼罩在沉痛气氛中表达忧虑,并向政府呼吁采取将波及降至最低的对策,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谓政经勾结或贿赂,从企业的立场看是“通过仪式”或“保险费”。在掌握企业生死大权的军事独裁政权之下,为了生存不得不支付“保险费”。这即是“惯例”。虽然不应因此给予“赦罪符”,但笔者认为也不应与一般犯罪或纠正历史置于同一层面来定罪。纠正历史也不应只意味着施加惩罚。对企业与企业人士的评价与处罚标准应与政治有所不同,也应考虑经济困难这一现实。 治疗后遗症刻不容缓。需要政府出台将经济影响降至最低的对策。这一对策必须能够振作企业人士的士气,使其能够专心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