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GM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这是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制品如洪水般涌入美国市场,致使美国大企业苦战不已之际,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异口同声提出、主张扶持本国大企业的口号。对于因赤字累积和资金短缺而喘不过气的克莱斯勒,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提供了金额巨大的长期低息联邦资金支援。 其背后的想法是:美国企业若出问题,不仅会因雇用减少而使国民生活困难,美国经济的健全运行也会变得艰难。换言之,这是把这种国家经济目标与追求利润的私营企业行为视为一致的时代的故事。 无限竞争时代来临 在竞争尚未全球化、本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运行基础的状况下,又在大部分美国市民直接或间接依靠GM、GE、IBM、AT&T等大企业谋生的体制下,这种想法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但如今,没有任何人认为企业的目标与国家的目的是一致的。 事实上,企业们全然不顾政府的支援或国民的期待,只是在“必须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名义与战略之下走自己的路。它们毫无顾忌地关闭国内工厂转赴海外,更以效率和价格竞争力之名,把长年的国内零部件供应渠道也改到海外。进而对大规模裁员也毫不犹豫。对象不仅是劳动者,连中层管理人员也被广泛解雇。 大企业曾是安稳生活立足之地的时代,已成往事。就连政府也不再期待这些大企业在国内增加投资与雇用。看美国这个国家,各州政府干脆竞相赴海外设立联络办事处,以金融与税制、用水与用地、电力及其他各类行政支援作为诱因,全力招揽外国人投资。 我国的情况也一样。政府的全球化政策一经发布,三星集团、大宇、现代、LG、双龙等几乎所有财阀企业就像等着这一刻一样,竞相热衷于海外投资。过去,这些企业在无视“对大企业的支援是否过头”的负面舆论的情况下,靠总动员国家资源、设置各种优惠制度而获得成长支持,如今却众口一词地说是为了跻身世界,纷纷奔向海外。 大规模裁员危机感 即便它们赴海外把企业经营得好,对国内经济的贡献效果也无法期待。最多不过是海外企业活动带来的海外汇款,而这些若又用作海外再投资的财源,便荡然无存。相反,在国内只会造成雇用与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有限的金融储蓄外流等负面效果。 注视着这一切的国民,除了荒唐、狼狈之外,甚至感到被背叛。伴随着可能失去工作岗位的担忧,还引发了“我们的经济是不是走错了方向”的危机意识。就像奥运会或海外远征比赛中我方选手获胜时人们像自己获胜一样狂热那样,一直被鼓励以我国企业的海外活动为荣的国民,其困惑只会更大。 国内企业尚且如此,外国企业也不会例外。雇用我国技术人力进行生产而投资的外国企业几乎没有,如今只是想面向已大到不容忽视的国内市场做买卖而已。即便如此,国内看待外国企业的眼光也并不友善。 世界已变成意识形态对立格局崩塌后的无限竞争体制。有必要摆脱民族国家式的排他性价值观,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以更冷静、客观的思考与判断来审视国家经济政策存立的意义何在。 增加雇用最重要 在趋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框架中,如果国家经济还有其存立意义,那就是通过持续增加雇用来提高其成员即国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实现这一点,应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内市场的雇用增加。若能通过高附加值、高工资的雇用实现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那就更好。必须摆脱被名分论或感性民族主义所裹挟的二分法思维——本国企业好、外国企业坏,制造业好、服务业是奢侈享乐产业。必须把范式转向以国内雇用、生产与投资为重点的方向。无论主体是谁、内容为何,这都应成为最重要的标准。 如何实现并维持内外均衡?也就是说,在国际收支平衡之下扩充国内生产、谋求物价稳定,作为国家经济的宏观政策目标固然是极其重要的课题,但短期内不必执着于此。短期内过度执着,只会延迟把经济运行体系的框架转向国内生产体制。 在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制造业对外竞争力急剧下降的状况下,要找到适合我们、可以取而代之的高附加值产业并不容易。这需要经济运行的框架与意识结构全面转向国内生产体制,政府也必须积极为此准备制度与条件。 然而实现这一点并不一定需要漫长的时间。考虑到我们曾在60~70年代通过出口带来上升效应,问题在于国家把力量集中在何处、如何集中。重要的不是国民企业,而只有能在国内增加生产与雇用的企业才重要。
1996-08-19 | 李憲宰
[松峴专栏]企业的海外出走 李宪宰(租税研究院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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