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8-13 | 文周鏞

决断时刻 李雄烈可隆集团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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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2日傍晚,首尔城北区城北洞,可隆名誉会长李东灿(时任会长)的私宅。李名誉会长邀请长子李雄烈会长(时任董事)与飞利浦集团的小飞利浦会长举办花园派对。这场聚会同时也是为庆祝数年前便相识的飞利浦集团会长自传出版。 气氛渐入佳境时,飞利浦会长向身旁的李会长赠送了亲笔签名的书籍,并不吝建议:“李先生,今后不仅在韩国,全世界的信息通信事业都将交到民间手中。您一定要做信息通信事业。” 事实上,曾在美国接受经营训练的李会长在美国生活期间就对信息通信事业深感兴趣。无论身在何处、做什么都能与对方通信的移动电话事业无疑极具魅力,但当时李会长只是朦胧地预感到其事业化的可能性。“通信事业是国家来做的事业”,这是当时大多数国内企业人的想法。 然而李会长早在那年3月便借助飞利浦韩国的帮助,举办了“以蜂窝系统为主题的移动电话研讨会”,开始具体探索该事业。恰在这天的花园派对上,听到国际跨国企业会长的话,李会长一直以来的模糊感觉随之消散,确信了事业的可能性。 与飞利浦集团会长的会面为李会长打开了新事业的视野。它超越了含糊,使他有了确信,并成为以挑战意识武装自己的契机。当然,李会长也不无压力,必须打造出与名誉会长所建立的以纺织为中心的集团不同的事业支柱。纺织事业收益性依旧,但作为未来产业似显发展性不足。 正如飞利浦会长所言,机会来了。政府于90年发表了所谓第一次通信事业结构改编计划,决定在垄断形态的移动通信事业中首次通过民间竞争运营商(第二移动通信运营商)建立竞争体制。可隆集团早在85年便新设了集团内通信事业团队,与商社的宋大平开发事业本部长一同谋求进军信息通信事业。 李名誉会长与李会长(时任副会长)把宋大平信息通信社长叫到会长室。“宋社长,能做吗?”“准备都已就绪。”早已预测到这种局面并做好万全准备的宋社长在两天内向会长室作了汇报,并正式提交集团运营委员会,确定参与第二移动通信事业。 第一次挑战以失败告终。除三星集团、LG、现代、大宇之外,1200多家主导企业或联合体参与企业蜂拥而入,呈现过热态势。 可隆集团也立即设立移动电话事业推进委员会,由李会长与宋社长分别担任委员长和本部长。李会长干脆在副会长室吃住,推进本部在首尔江南的三井大楼通宵工作。李会长常在凌晨2、3点提着泡菜紫菜包饭前来慰问员工。 但在92年政府的第一次公布中,可隆集团位居鲜京之后排第二,第二次公布中位居鲜京、浦铁之后排第三,进军计划落空。 此后虽有因政治逻辑而出现的反转,但“时代状况”(宋大平社长语)最终促成了以浦铁为第一大股东、可隆集团为第二大股东的合作经营型新世纪通信问世。可隆集团败给了浦铁。 李名誉会长在慰问辛劳员工时流露出泪水。他以这样一句话代言:“这是宁可放弃以保住孩子性命的亲生父母之心,以及所罗门王的智慧。”李会长也难以接受降临于自己的第一次考验。他在江原道的庵堂中抚慰自己。数日后,形容极为憔悴的他走下山路,向宋社长露出淡淡的微笑。唯有要让第二移动通信如第一通信(韩国移动通信)一样华丽起步的决心,填满着他空荡的胸膛。【文周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