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在加深国际收支逆差的结构性态势。产业结构调整与竞争力强化仅停留于口号,始终原地踏步。长期以来被称为韩国经济美德的个人储蓄率,也从去年的33%左右骤降至今年的29%左右。有人担忧,部分阶层的过度消费与享乐风气已越过危险水位。种种迹象显示,我国经济已亮起红灯。另一方面,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事实上已成定局,再无良策阻挡金融资本市场开放的浪潮。不知何时会爆发的南北关系,也发出了我国经济不能照此下去的警告。有人指出,如何应对眼前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不能再只是空谈。正因如此,此刻尤需这一时代元老的忠告。本报通过前国务总理南德祐与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朴昇的对谈,对“如何应对21世纪与统一时代”进行诊断。【编者注】
<接第6版> 的需求增加,导致打车更难、医疗服务得不到改善、地铁扩建被推迟。归根结底,30制只是把物价上涨暂时向后推延,而在此期间副作用的损害落到国民身上,企业环境始终不确定,经济体质随之弱化。 想来,比起临时应变的对症疗法,遵守若干卫生守则才是健康的秘诀,这一点无论对人体还是对经济都是一样的。 过去8年间,在特殊的统治结构下持续沿用这种方式经营经济,媒体和国民也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也该像发达国家那样,由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牢牢守住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而政府主要承担解决那些无法依靠市场功能解决的问题的角色。 例如劳资问题、环境问题、以民主主义为名的无秩序、集团利己主义等阻碍经济运营的政治社会问题,解决这些才是政府该做的事。为此,不回避艰难决定、说服并带领国民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不应迎合人气 ▲朴教授=正是如此。经济政策不能以人气为主,而应带着发展史的使命感、以展望百年之后的见识来制定。 上世纪60、70年代的权威主义开发时代,扩张性经济政策本身就是迎合人气的。但随着民主化推进,条件正在变化,经济政策不能再一味迎合人气。 具体来看,首都圈人口集中问题就是如此。可以判断,现政府干脆放弃了抑制首都圈人口集中的问题。尽管首都圈人口集中引发环境、教育、医疗、犯罪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成为高成本、高费用结构的主因。 触及经济的根本问题,国民一时不喜欢,这是事实。于是现政府对抑制首都圈人口集中等无法赢得国民人气的问题,不作本质性接近,只关注对症的、迎合人气的经济政策。 与政治上讨好选民式的政策相比,应从大局出发,采用展望百年之后的经济政策。若不是政府,经济的结构性、根本性问题由谁来医治?政府看待物价问题的视角也过于安逸。政府今年的物价抑制线为4.5%,但实际估计将超过5%。而我认为潜在的实际通胀率在8%以上。 可以判断,当前的物价水平是因进口开放带来的物价下行因素、房地产价格稳定、各种公共与服务费用被人为压制上调,而处于低估暴露的水平。此时需要对物价问题给予格外关注。 ▲南前总理=关于经济运营,我还有一点想说。是关于政府项目的,政府说要做的事很多,但常听到有人说不知道实际上什么在怎样推进。 需要事后管理 政府把事业铺开了,但督办的功能薄弱,因此事业进展迟缓的情况似乎很多。特别是社会间接设施的扩充是当务之急,却被地区性或集团性利己主义拖住脚步而进展迟缓,却似乎缺少有人出面解决的努力。 过去总理室设有审查分析室,每季度在总统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审查分析报告会,形成了各部门不得不督办所辖事业的机制。但现在总统似乎没有机会掌握和评价政府事业整体的进展情况。总之,下了指示之后就忘掉,或者把事业铺开却没有事后管理的功能,行政效率必然下降。 ▲朴教授=我们的产业风气一言以蔽之极为落后。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所经历的痛苦是景气两极化的后遗症。通常景气进入下行阶段、销售减少时,雇佣与工资应自然调整,从而发挥景气调节功能,但我们的现实具有完全无法触碰这一环的结构性属性。 一言以蔽之,产业极度僵化。若雇佣与工资的调整与景气状况无关而无法调节,这些变量的景气调节能力就完全丧失,已不再是变量而成为常量。国内金融机构的困难在这一脉络下也能部分理解。因为考虑生产率,金融机构干部的工资水平比美国还高。而且银行不正在不良化吗。 国内银行员工的生产率与日本相比仅为25%的水平,但工资水平几乎相当。企业的工资结构和雇佣风气过于僵化,问题就在这里。 ▲南前总理=朴教授指出了景气两极化现象,我认为那是因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联薄弱。 大企业的重化工业活跃,供应零部件的中小企业本也应活跃,但由于大企业的零部件大部分从海外采购,大企业的景气向中小企业扩散的程度很弱,这或许就是今天的现象。 因此我一直主张,复活陷入停滞的中小企业的根本之策,是把中小企业重组为尖端产业的材料与零部件产业。就像我们在60至70年代把中小企业引导向纺织、鞋类等轻工业产品领域那样,如今要把他们引导向尖端零部件生产。 在此,除政府的适当支援外,大企业的引导作用也非常重要。大企业看中小企业的眼光、中小企业看大企业的眼光确实在逐渐改变。如今“不是竞争者而是伙伴”的认识正在提高。即便在景气两极化时代,与大企业携手的中小企业也相对做得不错,由此也可看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极为重要。 ▲朴编辑人=培育中小企业,首要问题是资金困难,我怀疑我国金融是否在切实发挥必要的作用。 ▲南前总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有时是经营状况的结果而非原因,但我国金融体系偏好大企业、过度回避中小企业,这是事实。 即使政府再怎么劝导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愿意赌上自己退职金去给中小企业放贷的支行长也不会多。根本对策是纠正贷款集中于财阀企业的机制。 财阀企业不仅交易规模(尤其是存款)大,而且掌控着投资金融、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因此不论其内里如何,资金融通能力强大,没有倒闭之忧,银行没有理由回避贷款;即便有理由回避,也不处在敢于拒绝的位置。 只要这种大企业的金融治理结构持续下去,中小企业就难免遭受不公正交易之害。就这一点而言,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功能也存在问题。 如今正是飞跃关口 政府曾公开表示今后不干涉大企业的投资计划,这一方向虽然可取,但同时意味着验证企业投资计划妥当性的角色将由金融机构自身承担。然而我国金融机构是否真有能力履行这样的角色,值得怀疑。 迎来开放化时代的国内金融界,必须培养自主判断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以免盲目接受大企业的巨额投资计划,日后背上巨额不良债权并造成国家资源浪费。金融机构一旦掌握了风险管理的现代金融技巧,无条件回避中小企业的情形也会减少。 ▲朴编辑人=我们迎来了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代,但我认为若不解决我国经济这些结构性问题,实质性地进入发达国家并实现飞跃很难。 我认为我国的经济战略也应考虑这一1万美元时代所引发并显现的成长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状况。 ▲朴教授=正如所言,我国经济现已进入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代。与日本的情况相比,自进入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代的1972年以后,日本经济从9%的高增长进入4%至5%的低速增长阶段。从其他国家的事例来看,在国民收入1万美元时代,结构性低速增长不可避免。1万美元时代的特征是进入完全就业阶段,需要通过女性、家庭劳动力参与劳动的增加来弥补不足的劳动力。而我国由于以户主为中心的劳动结构,很难期待女性或家庭劳动力参与劳动。 鉴于对更高质量生活的欲求日益提高的当前趋势,这可能最终演变为工资上涨压力。同时会出现社会间接资本绝对不足的现象,环境、交通、教育、住居等生活公共产品的不足问题将变得严重,而这随即演变为社会成本上升。 人口老龄化现象也将全面展开,我国目前约6%水平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预计在今后15年内将上升至发达国家水平的15%左右。与此同时,政策执行能力呈现下降倾向。归根结底,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可以说是全面减速增长时代的序曲。 ▲南前总理=我也一样。 如今为了守住国际收支,也应有意降低增长率。 对北负担沉重 ▲朴编辑人=东北亚形势正紧迫地演变。美国认为北方的崩溃已经开始,日本连难民对策都已制定,而我们真正的统一准备或应对方案却似乎不甚明朗。 ▲南前总理=统一何时实现无法预测,但北方体制必然崩溃这一点太过明显。无论短期内是否实现统一,我们的对北援助负担将大幅增加也很明显。 为应对统一过程,我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首先,南北间贸易通道一打开,南北间的汇率问题就会提出,支援北方体制转型的方法也要多方面研究。统一后的土地制度也是须事先研究的课题。 为了统一,北方要改的事情很多,但我们自身要改的也不少。南与北要有相互学习对方长处的姿态和努力,统一大业才能顺利推进。在经济层面的对策上,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是国际收支的均衡乃至顺差,而现实中仍摆脱不了长期逆差,令人痛心。 ▲朴教授=统一实现时,预计至少有200万至300万北方居民涌向首都圈。国际收支好转固然重要,国土管理问题也到了以应对统一的角度重新检讨的时候。 ▲朴编辑人=感谢长时间的精彩谈话。 【整理=金尚锡】
[照片] ◇以“面向21世纪的韩国经济课题”为主题进行对谈的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朴昇、前国务总理南德祐、本报编辑人朴炳润(照片左起)。【金东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