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8-01 | 서울경제

[面向21世纪的韩国经济课题与展望 创刊36周年特别对谈] "我国经济已进入全面下行期 须先校正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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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正在加深国际收支逆差的结构性态势。产业结构调整与竞争力强化只停留在口号上,始终原地踏步。长期被称为韩国经济美德的个人储蓄率,也从去年的33%左右骤降至今年的29%左右。有人担忧,部分阶层的过度消费与享乐风气已经越过危险水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亮起红灯。另一方面,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事实上已成定局,再也没有办法阻挡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浪潮。不知何时会爆发的南北关系,也发出了我国经济不能如此下去的警告。有人指出,如何应对已近在眼前的21世纪,不能再只停留在空谈。正因如此,这个时代元老的忠告显得格外迫切。就“如何为21世纪与统一时代做准备”,通过前国务总理南德祐与前青瓦台经济首席朴昇的对谈加以诊断。【编者注】

◇对谈 ▲南德祐 (前国务总理·产学合作财团理事长) ▲朴昇 (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官·中央大学教授)◇主持 ◇主持 ▲朴炳润 (本报编辑人) ◇时间地点 96·7·27 10:00~13:00 首尔乐天酒店大都会厅

▲朴炳润编辑人=直到今年年初,主流预测还认为去年实现9%高速增长的我国经济将成功软着陆。 然而最近却清一色是悲观论:出口不行、物价不稳、景气萎缩严重、过度消费加剧等等。 加上股市低迷,心理上的不安情绪蔓延。经济界表示前景看不清,称我国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但政府的看法似乎并不认为如此严重。我认为首先需要对我国经济状况作出诊断。 ▲朴昇中央大学教授=就目前我国经济来诊断,虽不能说是萧条,但可以判断已进入实质性的景气下行阶段。进入90年代后,经历了严重的景气下行阶段,以92年第四季度3.2%的增长率为谷底,景气重新进入上升阶段,文人政府成立以来的三年间景气呈现繁荣。 但从第二季度起,景气似已进入下行阶段,因此我认为下半年我国经济将进一步低迷。 在我看来,明年将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重回上升曲线的重要一年。最近,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同步现象明显减弱。 高欲求漩涡 美国经济录得超过3%的稳健增长率,日本在过去数年零增长之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上升至2~3%,看来已进入实质性的景气复苏期。然而唯独我国经济显现出走向低迷的迹象。 今年以来,世界各国股市相比年初上涨超过10%,而我国股市却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我国经济之所以如此失去活力,我认为是因为奥运会前后80年代后期景气旺盛期形成的高成本、高消费、高欲求的漩涡至今仍在延续。 ▲朴编辑人=经济将会变得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早已预见到的吗?例如半导体可能陷入萧条,或者日元升值转为日元贬值后出口将急剧萎缩的预测,从去年起就已提出。 对于这样已被预见的局面未能事先应对,我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应对能力及经济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朴教授=您指得对。归根结底,我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困难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尤其可以判断是政策当局经济管理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结果。 不过,明年世界经济环境预计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克服困难,因此只要作出适当应对,让经济重新复苏是比较乐观的。 ▲南德祐前总理=您对我国经济实况作了恰当的诊断。我国经济从今年起进入低迷阶段,是早就预测到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该来的终于来了。 首先从结构层面看,随着开放化与民主化,我们面临了各种过渡期问题,而政府和国民对此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 举几个例子,随着进口开放,尤其消费性进口将会激增,这是谁都预测到的事。要在开放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经济各个方面提高生产率、强化国际竞争力,这样的讨论当时也确实很活跃。 未能应对变化 另一方面,伴随民主化浪潮,新的劳资关系被探索,地方自治时代终于开启。然而回顾政府和国民如何应对这些时代变化,结果只能说非常不令人满意。 因为我们在此期间造就了一个由高成本、高工资、高消费、高物价、低效率主导的经济社会。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过去三年托重化工部门景气繁荣之福,这些结构性弱点被掩盖,而在此期间我们的应对努力也不免陷入安逸。 然而过去三年的繁荣源于海外需求和日元升值之类的景气循环因素,如今按照循环周期迎来了萧条阶段。目前景气循环性下行与结构性失衡叠加,似乎加重了我们的危机感。 ▲朴编辑人=我认为首先政府应就我国经济的诸多现实课题,提出一贯而明确的短期应对方案,以及针对中长期课题具有说服力的实施计划。 ▲南前总理=是的。目前的问题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性质。因此希望政府在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上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力。 我国经济的脆弱性集中体现在国际收支上,而国际收支逆差逐年扩大,正暴露出经济管理能力的局限。 现在政府应再一次向国民说明国民经济整体的实况,重申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方向,同时寻求国民的自觉与配合。希望这能成为全体国民振作精神、端正新姿态的契机。 ▲朴教授=我完全同意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源于经济管理能力不足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国际收支问题源于高物价、高工资这样的我国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因此要改善国际收支,就需要先从打破这种经济结构的落后性着手。 事实上,90年代初我国经济经历减量调整之痛的过程中,本应作出摆脱这种高物价、高工资结构的根本性努力。那正是要求政府抑制欲求、也就是勒紧腰带的政策的时点。 结构弊病恶性循环 然而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一直只实施刺激景气的政策。结果,88年奥运会之后形成的高物价、高工资、高欲求等结构性弊病未能消除,反而呈现恶性循环的倾向。 随着经济开放化推进,中小企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受到打击,但此前由于日元升值现象,以重化工产品出口为中心的大企业生产大幅增长,起到了弥补作用。 但最近日元升值现象消退,加之高工资、高利率、高物流成本的影响,连大企业都显现出丧失增长推动力的迹象,我国经济内在的所有问题一举暴露出来。 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也是在这一脉络中产生的。开放化使生产力下降,进口增加和价格破坏之风助长消费,加入OECD前金融市场开放化推进使热钱流入流出更加频繁,最终使国际收支、物价、增长这三大经济指标的管理更加困难。 ▲南前总理=归根结底,我觉得过去数年里我国政府和国民是不是太过飘浮。超出我国经济实力所能承受限度的消费支出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而过去数年我们一味追求消费性欲求。 结果我国的薪酬水平已接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普遍成为高工资国家也已很久。感觉好像突然富裕起来,但由于这与国内的生产力和生产率不相称,最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与物价上涨。 须摆脱消费幻想 从超出本分的消费幻想中醒来的时候似乎到了。我认为应停止过去数年在我国社会和政府中流行的虚张声势与表面装饰,从现在起要夯实实惠与内在,回到崇尚勤俭节约美德的社会风气。这可以说是解决国际收支乃至我国经济根本问题的前提条件。 ▲编辑人=政府的管理能力,恐怕不是换几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需要重新确立关于我国国家经营体制的某种基本方向或哲学,国家经营的领导力也需要新的思路。 南前总理=您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一直有如下想法。首先,我们的经济运营方式由于我国特有的统治结构,有偏重对症疗法之感。 例如,当物价上涨成为舆论焦点时,相关部门便依照总统关于设法稳定物价的指示,动用“一律不允许上调公共费用”之类的对症疗法。 当业界诉说不景气与资金困难时,总统又会召来亲信或部长,指示制定景气对策,随之实施“为振兴景气投放特别资金”之类的另一种对症疗法。 当有关国际收支逆差成问题的报道接连出现时,就会开出为扩大出口而增加预收款之类的老套处方。 然而每有问题就使用对症疗法,经济运营的基本框架必然扭曲,并产生副作用。例如把不现实的公共费用强 <接第7版>

[照片] ◇前总理南德祐 [照片] ◇前首席朴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