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7-29 | 정리=梁正禄

周一访谈席 “已到重新构建经济政策框架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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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担任金泳三总统核心智囊、近期出任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黄秉泰议员(61岁,新韩国党),在国会被视为不断追求新经济思维的“先锋型政治人”。 去年年末之前曾任驻华大使的黄委员长,针对今年以来持续恶化的韩国经济形势,主张与其做表面化的指标管理,更应从根本上改革经济范式,他以这样的经济思维武装自己。 他认为,韩国经济并非陷入结构性困局,而是要求激活市场功能;为化解高成本低效率,应采取微观而非宏观的路径。 以下是与新任黄委员长的一问一答。 ——近来有不少意见指出,韩国经济因国际收支赤字累积、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削弱等而在结构上不断恶化。作为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您认为韩国经济的现状如何,重振之策是什么? 并非经济危机 ▲我并不认同韩国经济只是陷入结构性危机这一点。事实上,光复以后我国政府一直侧重总需求管理。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等大多数经济研究机构,不也主要以凯恩斯模型为中心、从宏观视角处理现实课题吗?但目前韩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失业率也停留在2%上下,从指标上看不能说是危机。 当然,如果目前这种低效率、低生产率持续下去,就无法保证韩国经济好转,因此今后必须改变企业生产的内部结构。一句话,就是要重新构建经济范式。 ——政府也承认韩国经济需要从微观视角进行结构性改善,尤其屡次强调必须改善高成本低效率。针对高利率、高地价、高工资、高物流费等结构性问题,国会层面的对策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问题不在于国家经济结构,而在于企业生产率。最早使用“范式”一词的托马斯·库恩强调,当既有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就应改变范式。近来经济学界的潮流也重视市场功能,突出价格机制活性化的重要性。我相信,应摆脱过去经济规模较小时以数量管制为主的方式,转向激活实体市场竞争组织的方向来运营经济政策。 ——据了解,政府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之前,最近已着手改革以改善韩国金融的薄弱环节。为实现降息、缩小存贷利差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金融改革,您认为最紧迫的课题是什么? 须摆脱旧习 ▲被评为高成本的四项中,化解高物流费需要社会间接资本设施的投资,而工资与物价密切相关,利率下降则工资上涨率也会随之降低。过去政府的金融政策可以说是一味保护。现在应当认为,金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如果金融必须服务于企业,那么政府现在就应放弃对银行设立与经营等的管制,转向自律竞争体制。 当然,我们社会存在长期性的虚假需求,但那也可以说是政府一直管制总货币量而产生的问题。将利率转为间接管制方式,这一点应是人人认同的事实。经济已进入世界十强,金融却因循守旧是不行的。在转向间接管制方式的同时,只要顶住初期的通胀压力,虚假需求也会逐渐减少。反正即便不加入OECD,金融市场开放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需要各银行利率各异的自律竞争体制。 ——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指出中央银行的独立是必须实现的课题。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数年间两度尝试修改韩国银行法,但每次都因政府、执政党与在野党及相关机构分歧难以缩小而受挫。您认为韩国银行法修改应朝哪个方向推进? ▲在金融先进化的过程中,讨论韩国银行的地位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从国外情况看,既有像日本、中国那样权限集中于中央银行的情形,也有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那样权限分散于商业银行的情形。前者那种东北亚式的中央集权方式固然不错,但个人认为后者那种东南亚式的分散化方式更为可取。总之,我认为先观察今后金融改革推进的情况,再讨论韩国银行法修改问题为宜。 ——政府认为,要实现韩国经济的跃升,必须优先解决社会间接资本设施的扩充,但仅靠政府财源不足,尽管一直强调引进民间资本的必要性,实际却无甚进展。我认为应出台扩充社会间接资本(SOC)及为此提供支持的国会层面举措…… 需要转换视角 ▲从利率而非货币量应成为经济运营中心这一点看,也可以考虑发行国债。与韩国银行等发行的现有财政证券相比,不如让国债成为货币量供求的变量,这样利率的稳定运营才有可能。 ——财政经济委员会最大的课题,恐怕莫过于各类税法的修订。目前有人提出下调部分大众消费品的特别消费税、减免劳动所得税、为支援中小企业而修改税法等,您认为相关税制改革应朝哪个方向推进较为可取? ▲迄今我国政府一直把劳动所得税下调当作劳动者支援层面的问题来处理,但现在应从经济政策层面切入。换言之,就是把工资上涨与劳动所得税下调联动起来。 一般劳动者每年进行工资谈判,但工资涨幅相当部分被劳动所得税吸收。因此,如果对一定幅度的工资涨幅不额外征收劳动所得税,工会不就会降低加薪要求幅度吗?考虑到世界经济正在摆脱通胀时代,降低工资上涨率、同时减轻劳动所得税负担,正可谓政策决策的视角转换。 ——黄委员长在文人政府时期曾一度担任驻华大使。近来北韩经济困难加剧,政情也不稳定。您认为为把北韩拉到四方会谈上来、扩大南北经济合作,我国政府应采取何种姿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应把重点放在哪里? 南北问题靠对话 ▲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我在对北关系上深刻认识到两点:第一,朝鲜半岛绝不能再次爆发战争;第二,北韩不能一朝崩溃。因此南北问题应留出时间、通过对话来解决。 当然,中国也不会放任北韩挑起战争或走向崩溃。韩、中、日等周边国家为解决北韩粮食困难而构建良好的国际协作,也是可取的。 但北韩也不无可能因军方等被崩溃的强迫观念所困而发动战争,为使其从这种强迫观念中解脱,今后在一定期间内宣布不再提统一问题、只谈合作问题的某种“中止宣言”,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另一方面,要有效进入中国市场,需要遵守互惠原则。三星航空是典型例子,当企业收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应以长远眼光避免追逐眼前利益的短视。正如飞机合作谈判失败所显示的,组装厂建在中国还是建在国内,从长远看可以说是次要问题。不能犯贪小失大的错误。在中华经济圈比重逐渐扩大的形势下,若着眼21世纪,就应有效地把中国作为我们的经济合作伙伴。 ——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经济类常设委员会中被称为“上院”,但在第14届时曾出现酒税法风波等执政党与在野党协商处理不成熟的情形。作为第15届前半期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新任委员长,您改善运营方式的构想是什么? 博取人气的发言消失 博取人气的发言消失 ▲执政党与在野党时而激烈辩论、对立,但也确实共同承担国会运营的功过。本次临时国会提交的国税基本法修正案,决定在8月30日通过听证会广泛汇集意见后再行讨论,这也是因为我认为通过信息交流与对话的活性化事先形成共识,再审查法案更有效率。我认为需要在国家经济的大框架下解决现实课题的姿态。 ——您出身正统经济官僚,做过外交官,如今又在国会担任要职,您认为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应如何发展?尤其是,过去官僚生活中看到的国会,与作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看到的经济官僚,两者形象有何不同? ▲第6、7届国会时我曾作为政府官僚旁观国会运营,与执政党、在野党对立严重的过去相比,如今两者之间的界限似乎更加淡化。在野党议员比起博取人气或揭露式发言,忧国的水准更高了;执政党议员似乎也更大胆地批评政府。 此外,与过去相比经济规模大幅扩大,国家财政也有所增长。如今已进入从证券、保险到衍生产品都要处理的时代。公务员们做得不错,但需要更主动的工作态度。 经济官僚、外交官生涯、大学教职以及议员活动等多样经历,我认为对我本人摆脱固定的思维框架帮助很大。 ◇黄委员长表示,鉴于韩国经济条件,当前需要新的政策视角,并强调金融自律化。【张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