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起来,已是往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之际,为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当炮灰,编出了一些说不清是哀歌还是悲歌的歌曲。 “为献给国家而养育的儿子……”,就这样把人赶向死亡的南洋群岛。比生命更重要的口号是“为天皇”“为国家”。另一方面,罢工的工会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有时甚至被称为国贼。在天皇制之下,不仅有公、侯、伯、子、男爵这样的贵族制,劳动者之间也存在巨大的身份差别。体力劳动者穿蓝色工作服,被视为卑贱之人;即便是穿西装的事务职,公务员与公司职员之间也拉开了很大差距。 更有甚者,对非日本人、对女性、对学历出身也存在歧视。于是形成了一种法思想:身份低者领低工资,身份高者因为身份高,对工资开口便是卑屈。对学校教师则使用“圣职”一词,有时甚至出现过“神职”的说法。至于护士,“南丁格尔”这一表述有时被当作几近于无薪的低廉工资的代名词,这是太有名的事情了。因为南丁格尔是爱与牺牲的化身。按这种格调高雅的公式,所谓教师是圣职,而从事圣职者对工资说三道四便是浅薄。不仅如此,既然身处圣职,工资再少也要忍耐坚持。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大量利用,而最近在我们周围又有类似幽灵的说法四处流传,令人恍惚不知身处哪个时代。这类说法,根源在于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底层的明治宪法意识尚未被清除。明治宪法意识是什么?那就是政治权力制定的法律万能、与之对抗的行为即为犯罪的意识,而且是面对全世界也不肯罢手的唯我独尊态度。 这样的态度和言辞今后应当摒弃,应当成为禁句。日本帝国主义每当庶民意识提高、学问与教育开始改变社会基本结构时,便化作以政治权力监视并干预学问与教育的狂暴怪物。人权受到限制,农民、劳动者乃至全体国民大众都被残忍而无情地榨取。当时留在讲坛上的教师,要么与政治权力合作,要么是避难之人。也有过如同噩梦般的往事:法学院教授回避讲解明治宪法的天皇条款,热衷于以判例为中心的法律解释,或者写写随笔,以维持大学教授的地位。实现了日本民主化的麦克阿瑟写道:“日本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却几乎在所有方面徘徊于封建时代的国家。”我们如今已面对21世纪,还大谈圣职者,究竟是为谁、想得到什么?看来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1996-07-18 | 李乙珩 (숭실大 교수)
圆桌 教师与圣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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