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7-13 | 李宜春

国内企业“海外大出走”为何发生 管制…管制…“做生意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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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已经很难再做生意了——这种向海外出逃的意识十分普遍。如果像现在这样,地价高昂等高成本结构持续下去,企业只能‘齐声高唱’向海外、向海外。”(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董事田大洲) “在无国界经济(Borderless Economy)时代,只能到提出更有利投资条件的地区去投资。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只有在地价、税收、工资、附属设施支援等方面提出破格条件以吸引企业的地区才能生存下来。如今正迎来‘投资条件竞争时代’。”(现代集团H常务董事) 财界强调事态的严重性,称若高成本结构持续下去,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将出现,国家地位沦为“三流”,而“出逃海外的企业”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若不改革高成本结构,有可能重蹈曾走到发达国家门槛却‘坠落’的南美ABC(阿根廷、巴西、智利)的覆辙。”(可隆企划调整室K理事)这样的忧虑,被认为并非单纯的多余担心。 这种认识之所以更为强烈,是因为国内环境中没有任何一项算得上“魅力点”:高地价、每年上涨10%以上的高工资、高利率、社会间接资本薄弱导致的物流困难、公务员缺乏服务意识等等。 其中,令我国企业不愿在国内投资的最大因素,是工厂用地难以确保和高工资。 用地问题在主导韩国产业的半导体等尖端产业领域表现得更为严重,令人更加担忧。三星、现代、LG半导体等半导体三家公司主张,鉴于尖端产业的特性,必须在易于确保人力的首都圈扩建设备。但政府把抑制首都圈集中的政策当作“常备菜单”,不予批准。半导体企业的立场是,结果只能选择走向海外。 最近,生产电子零部件的A电子因受首都圈整备法限制,难以在原有的水原工厂扩建设备,索性把现有设备也一并迁往东南亚。当时面对水原市民“为什么要迁走工厂”的批评,金社长反驳称:“我也不愿意,但拿不到土地。给地我就不走。” “半导体啊,连你也……”在日本,过去两三年日本半导体业界海外投资形成热潮时,曾涌现这样的叹息,深深忧虑核心产业出逃。而如今我们也要发出同样的叹息。最近半导体三家公司仿佛是在报复政府的行政管制和首都圈整备法,纷纷发布在美国、英国等地13亿~26亿美元规模的投资计划。 财界还认为,像现在这样每年10%以上的高幅工资上涨,在与竞争国企业的竞争中“根本撑不住”。最近工资谈判陆续达成,但细看内情则是“发布的是一套、实际是另一套”。大企业把工资上涨谈判率压到个位数,发布时看似遵守了政府的指导线,但实际上由于各种津贴、激励金、绩效奖金以及由日薪制转为月薪制等,实际涨幅达到15%~25%。 海外投资也带有顺应全球经营战略和产业结构重组的强烈一面。要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就必须加快本地化战略(Made In Market),在当地市场构建研发、生产、销售等自我完结型体制也是迫切课题。“对企业的海外投资不必悲观。投资发达国家是全球经营战略,而低附加值产品的转移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也是必要的。”(三星经济研究所理事尹淳奉) 不过财界认为,若国内环境像现在这样持续恶化,企业的“出逃”将进一步增加。由此,要求从统治权层面出台对策、把投资环境改善至发达国家水平的呼声正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