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7-11 | 趙南弘<경총 상근부회장> 李柱完<노총 사무총장>

为结构调整需提高雇佣灵活性 忧成为雇主任意解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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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布将引入经营界提出的三大劳动法修改事项——裁员制、劳动者派遣制、弹性工时制等方针后,劳动界的反对声浪强烈高涨。 特别是裁员制,从强化企业竞争力、在萧条来临时可减轻负担的角度出发,经营界强烈主张尽早引入;而劳动界则表示这是必须时刻承受解雇不安、关乎生计的问题,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就政府正在推进的三大修改事项中成为争论核心的裁员制,通过经营者总协会副会长赵南弘与劳动总联盟事务总长李柱完的主张,来听取财界与劳动界的立场。【编者注】 审视今天我国的企业现实,几年前还只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移到国外,而如今连资本密集乃至技术密集的汽车、半导体等重化学工业也在向外转移。今后我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令人深感忧虑。 特别是最近我国企业因出口竞争力削弱、市场开放压力加速以及景气低迷等原因,许多企业面临停业、歇业等困难。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经济战争中生存下来,正日新月异地加快经营合理化与自动化。 此外,各发达国家为了在冷峻的国际竞争中取胜,也在积极推进使解雇更为容易的“雇用弹性化战略”。这种趋势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国也无法脱离这一潮流,无法逆转,这就是现实。 而作为实现“雇用弹性化”的一种方法,可以举出裁员。 裁员是区别于因劳动者自身过错而进行的一般解雇,指出于经济、产业结构、技术等理由而解雇劳动者。 对于这种裁员,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适当地予以制度化,或高效运作并承认其正当性。 我国关于裁员,仅在劳动基准法第27条(解雇等的限制)第1项中规定“使用者不得无正当理由解雇劳动者”。 对于属于该“正当理由”之一的裁员,法院和劳动部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解释。 即要进行裁员,需具备①紧迫的经营上必要性②使用者规避解雇的努力③解雇对象选定的合理性与公正性④与工会或劳动者一方事先协商的程序。 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权确实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实际上,即使劳动者存在正当的解雇事由,只要劳动者本人不提交辞职书,现实中无法解雇的情形也很多。 特别是在有工会的情况下,解雇劳动者时必须做好承受工会强烈抵抗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解雇。 这些与解雇相关的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妨碍了企业通过裁员挣扎求生,结果反而使多数劳动者的雇用更加不安。 在当下中小企业人力短缺日益加重的现实中,大企业却因自动化带来的冗余人力问题而苦恼,从政策角度看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大问题。因此,企业即使倒闭,使用者也无法解雇劳动者,这样的现实是否可取,令人存疑。 若因无法裁员而导致企业歇业,最终会带来比裁员人数更多的劳动者失业的结果,并演变为社会问题。 这最终会对我国经济和产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降低失业率、使尽可能多的人同时得以工作,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是可取且合理的。 在今天这种状况下,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内外企业环境、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裁员不得不成为为全体劳动者和企业着想的替代方案。 我国也在施行雇用政策基本法、雇用保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并且自去年7月起已向被裁员的劳动者支付失业给付,考虑到这一现实,对裁员有效要件作过于严格的解释和适用是不合理的。 因此,劳动法的解释也应在适当调和劳动者与使用者利益的界限上公平地进行。 此外,在关乎企业生死的经营合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被裁员者,其权利保护应由国家而非企业承担责任,这是世界性趋势。归根结底,裁员问题是在保护劳动者雇用这一法律理想与雇用调整之必要这一现实需要之间产生的问题。 因此,为事先防止大量裁员引发劳资间的诸多摩擦,并同时保护劳动者与使用者,亟需新设有关裁员的法律条款。 最近政府在强化国家竞争力的美名之下,为迎合使用者提高雇用弹性、消除劳动市场僵硬性的要求,出现了放宽劳动关系法上各种规制的动向。 其中成为最紧迫关注焦点的,可以说是伴随景气变动的集体解雇,即裁员。因为对于以工作岗位为生活根基的劳动者而言,解雇正意味着剥夺这一根基。特别是裁员与劳动者的过错毫无关系却丧失作为生计源泉的工作岗位,这一点与一般解雇性质不同。 使用者一方主张:“由于出口竞争力削弱、进口开放压力、景气低迷等原因,企业竞争力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将裁员制立法化以提高雇用弹性势在必行”,并主张应将“可依据持续的经营业绩恶化、为提高生产率而变更作业形态及引进新技术等经营上的必要进行裁员”立法化。 然而使用者一方的这种主张忽视了一点:裁员的立法化不仅对劳动者个人,对社会和国家也绝无益处。 裁员制的立法化会削弱使用者规避解雇的义务,招致劳动者的雇用不安,并从根本上剥夺其生存权。同时,会使企业疏于为经营正常化而努力,滥用轻易的裁员从而大量制造失业者,最终引发社会不安。而且,以经营合理化为名义的裁员,其判断基准“经营上的必要性”的判断主体是使用者,因此使用者可能滥用这一点,将其恶用为通过解雇威胁压制工会活动和抑制工资的手段。这样一来,政府和使用者所倡导的参与型、合作型劳资关系与产业和平便无法实现,反而只会扩大劳资纠纷的土壤。 不仅如此,还应认识到,使用者滥用裁员另一方面会使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人力培养被忽视,最终政府所倡导的国家竞争力反而只能被削弱。发达国家也为防止裁员造成的劳动者雇用不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安,对裁员作出严格规制。 美国一直通过集体协议限制裁员,并于1988年制定《关于劳动者裁减及再培训的通知法》,强化对工作场所关闭或集体临时解雇的规制。德国也依据1969年解雇限制法严格规定解雇要件,并须接受事先与经营协议会的协议、向行政机关申报、依劳资政三方构成原理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审查等程序性规制。 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在1982年第158号公约及第166号建议中,就“基于经济、技术、结构或类似理由的雇用终止”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与劳动者代表协商▲向有权限的行政机关通知▲为规避或最小化解雇的措施▲裁员对象的选定标准▲被解雇者的再雇用优先权▲解雇影响的最小化等。 发达国家乃至国际劳工组织之所以如此强调对裁员的严格规制与程序,是因为认识到为减轻企业负担而进行的无节制裁员不仅对劳动者个人,对社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消除产业结构调整和景气变动带来的劳动者雇用不安,反而应朝着进一步强化现行劳动基准法上解雇限制规定的方向推进法律修改。此外,应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裁员,若不得不裁员,则应新设“有工会的情况下须与该工会、无工会的情况下须与过半数劳动者达成合意”等解雇限制规定,以防止无节制的裁员;同时应向被裁员的劳动者支付裁员津贴,从而至少在最低水准上保障劳动者的生活。 结论上,企业以一时的经营恶化为借口无正当理由歇业,或以经营合理化为由裁减劳动者,无异于完全无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只追求自身利益。更何况,政府为减轻企业经营上的困难而拿劳动者的生存权作担保,是与建设21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正面相悖的。 政府绝不应忘记:为强化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劳动弹性化而朝着降低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方向推进劳动法修改,带来的不是劳资关系的改革,而是倒退。 赵南弘<经营者总协会常任副会长> ◇简历 ▲62年毕业于首尔大学文理学院社会学系 ▲73年商工部消费经济科长 ▲80年商工部公报官,87年理事官 ▲87年贸易协会常务、专务理事 ▲94年韩国贸易信息通信常任监事 李柱完 <劳动总联盟事务总长> ◇简历 ▲60年毕业于全北大学法学系 ▲82年全国邮电劳动组合委员长 ▲90年劳动总联盟副委员长 ▲93年劳动总联盟事务总长、税制发展审议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委员会委员、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委员 ▲96年劳资关系改革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