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7-04 | 李乙珩 (승실대교수)

圆桌“劳动法规则”与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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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作业中止权(产业安全保健法第26条)的团体协约已在10余家企业签订,劳资双方各执一词的主张屡见不鲜。 一言以蔽之,这是脱离劳动法法理与国际常识的争论,不能不指出这只是徒然浪费时间。 劳动法本来是作为市民法的补充原理,为了把生存权与团结权从市民法的虚构性与罪恶性中保护出来,而肩负使命诞生、生成的。尤其在所有法律都趋于国际“普遍化”“统一化”的今天,这种近视且陈旧的争论,对于迈向国民所得1万美元与全球化绝非有益。自60年代以后,尽管产业社会、高度产业化发生了急剧变化,我们关于劳资的论调却仍未摆脱日据时代的陈旧论调,只是一味强调“特殊情况”,水平停滞不前——问题是否就在这里,令人自问。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法律,尤其是劳动法的特征,这一点便不言自明。我们的法律其构造,是通过保障交易自由来使人得以守护自己的生存权。使用者可通过自由交易提高利润以守护自身生存,劳动者则可通过与使用者的自由交易获得更好的工资以维持生存,法律即依此构想。号称守护劳动者权利与生活的劳动法也不例外。劳动法赋予劳动者自由交易的武器(团结权、团体行动权)。另一方面,在国家直接干预工资、工时等劳动条件的劳动基准法中,也只规定最低标准,以免限制交易自由。因此,韩国的劳动法是让劳动者以劳动三权为背景,通过与使用者的自由交易来维持其生存,而不是以劳动者直接依据法律维持生存为目标。这一点劳动法本身即已承认。例如劳动基准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定劳动条件为最低标准,劳动关系人不得以此标准为由予以降低”。 因此,作业中止权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解释的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对现代法基本权利所持态度的问题,更应把重心放在重视生命的灾害预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