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大学名誉经营学博士 ◇出生=48年生于全罗南道咸平 ◇学历 ▲60年咸平罗山小学毕业·光州西中学中途退学 ▲庆熙大学经营大学院结业 ▲89年首尔大学工科大学最高产业战略课程结业 ▲92年首尔大学最高经营者课程结业 ▲94年高丽大学言论大学院最高位言论课程结业 ▲96年2月明知大学名誉经营学博士 ◇主要经历 ▲83年创立Nasan Industrial ▲90年韩国地域政策研究院常任委员 ▲90~94年创立罗山产业、罗山综合建设、罗山时装超市、罗山百货店 ▲95年亚太经济人协议会首任议长 ▲95年受聘中央大学经营大学客座教授 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产业社会中。 如果说20世纪是由需要科学能力的尖端技术形成坚硬外壳的时代,那么21世纪可以说是要用柔性的人类情感、想象力、创造力等来填充这层外壳的时代。不久前访韩的丹麦副部长奥斯特罗姆·莫勒曾说:“文化力量正是竞争力的尺度。”低廉的价格或优越的功能只是基本条件,已不再是左右商品选择的力量。即便不借用他的话,如今也只有能够提供消费者精神所追求的价值的商品,才有资格被选择。 我所写的“产业”与“文化”,用“量”与“质”来表述也并无不妥。两个概念的差异正在于有无极限。无论怎样填充都填不满的,就是对“质”的欲求。我们正迎来必须在量的成熟基础上播撒高质量文化这一养分的时期。 独创性是最高资产 量的扩张的最大化是质的飞跃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说我们走过的时代是产业、即量的扩张的时代,那么今后要度过的21世纪正是必然走向文化、即质的飞跃的时期。 如今在文化的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想提出在生活中最能感受到文化的“时装”这一话题。 人们常常只把时装看作“衣服”,但时装是在政治、社会、经济层面上均可适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时装”的词典释义为“方式、流行、~化了的东西”等。文化正是某一时期的时装。 政治的基本是把国民的生活环境令人满意地改变,使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经济原理是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效果。要具备最大的商品性,就必须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这就是“政治的时装”和“经济的时装”。让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感受到幸福,这正是时装,也是文化。 被称为汉江奇迹的我国飞跃式经济增长,说是始于服装出口也不为过。发达国家的原料与设计同廉价劳动力结合的OEM(贴牌生产)方式出口,使我们的纤维产业得到了发展机会。但如今我们已不再拥有廉价劳动力。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像我们六七十年代那样廉价而充裕。结果,我们因为只把时装看作产业、未能承载文化,才迎来了增长的极限,失去了竞争力。在此必须树立一个观点:“时装是文化产业。” 在21世纪将具有最高附加价值的时装文化产业方面,我国是具备无比优越条件的国家。四季分明的美丽自然环境使国民具有很高的艺术眼光;作为五千年单一民族国家,拥有独特的民族性与独创的文化遗产;并且有守护弱小国家、将其培养成为世界瞩目国家的韧劲。 截至去年末,我国GDP(国内总产值)为456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据KDI(韩国开发研究院)构想的2020年韩国经济愿景,2020年韩国将超越英国、加拿大进入G7。此外,目前韩国服装市场规模高达20.34万亿韩元,纤维产业居世界第4位。韩国的市场状况与特有的素质正在呼唤“时装文化产业”。 但情况并非如表面所见那样乐观。正如所指出的,一味侧重扩大外形规模的结果,是质量上大为落后。设计仍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模仿水平,面料开发、缝制等时装基础产业技术也很落后,因而无法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基本实力。 只重外形扩张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已成为现实,企业也正从国内企业转变为多国企业、进而转变为超国家企业。就连在竞争力上根本无法相比的领域也已开放市场,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服装业也不例外,面料与设计出色的知名品牌急速涌入,改变着我们的口味。仅去年引进的品牌就多达144个。相反,国内新品牌仅有56个。更不可取的现象是,进口品牌中许可经营减少、直接进口大幅增加。比起要支付高额特许权使用费、还须另建生产线的许可经营,直接进口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但这岂不正是只有生意没有时装、最终自断筋骨? 与普通人难以轻易买来穿的昂贵进口品牌相比,最近进口激增的香港品牌以相当于国内中低价休闲品牌的低价格,加上优良的品质与设计为强项,令国内服装业者紧张。进口品牌过于盲目地被引进固然不好,但也不能说全无好处。首先,随着“外国货就是最高档品”这一错误观念所造就的严重价格泡沫被挤掉,价格将回归正常;而消费者在接触各种商品后眼光提高,自然会引导企业间的品质竞争,商品质量也可能得到提升。当然,只有在进口品牌与国内品牌水平相当时,才会出现这种可取的现象。 在竞争中落后的韩国中小服装企业接连破产看来不可避免。但在这场激烈战争带来的整理过程中存活下来的企业,已确保了竞争力,被认可为具备国际感觉、有生命力、可持续成长的企业。可以说真正的发展基础至此才形成。此时,为使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闪光,不能忘记最具韩国特色的就是最具世界性的。 93年12月,经过8年谈判,所谓乌拉圭回合(UR)达成协议。以降低关税与贸易壁垒、消除贸易不均衡从而促进国际贸易顺畅为主旨的UR,是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后发国家有害的谈判。 我无意就这场以消除贸易不均衡为名却制造出另一种不均衡的国际贸易谈判大加议论。只是觉得有必要回顾当时以与我们完全不可比的文化主权意识参加谈判的法国的态度。他们以文化“不是贸易对象”的姿态,取得了将视听服务领域排除在谈判之外的成果。 在没有为提高质量而投资或努力的情况下,只要求消费者无条件的爱国心是有问题的,但国民也应基于对我国经济的长期认识,抱有尽可能选择承载我们情感的本国商品的意识。这是应由引导舆论的领导层和媒体率先实践的事项。因为寻回我们的文化认同、树立文化主权意识比什么都重要。 世界的中心正从西方转向Tongyang的认识正在扩散。东北亚将主导21世纪的东方精神,对我们将是重要机遇。 意大利在二战战败后成长为发达国家,其底层有“时装”。提到法国所浮现的一切想法,恐怕都源自“时装”。我们韩国也应以“时装”寻求出路。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去蛮力与金钱是左右权力的要素,而如今信息力决定权力。世界是相连的、开放的。只要创意好,附加价值就是无限的。 时装是以独创的创意为基础的艺术性产业。时装发展,不仅时装基础产业技术会发达,作为21世纪权力源泉的信息产业也会发达,国民还能享受高水准的文化艺术、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这一市场过于庞大和艰难,无法只依赖创造能力出众的少数个人。需要国家与企业的体系化支援。 须有文化主权意识 比利时政府于80年代初成功推进纤维产业现代化政策等时装振兴措施,在90年代使毕业于安特卫普王立艺术学院的本国设计师在世界舞台受到瞩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策划设计比赛,发掘有能力的设计师,以国库支付薪酬,并在时装杂志等上积极展开对比利时时装的感性宣传,从国家层面培育时装。 此外,世界级设计师中也有许多是通过大企业的支援壮大实力的。世界级设计师本身就具有商品力。出色的设计师能够宣传国家与企业,并使基础产业也变得稳固。就我国而言,94年发表了“时装产业综合培育方案”,包括兴建时装专门学院与时装中心、常设展示场、流通园区等,并决定到2000年共支援980亿韩元。 同时,此前一直专注内需的许多时装企业正把目光转向海外,并从亚洲圈开始显现成功进军海外的迹象。不仅如此,我们的设计师们也已突破巴黎、米兰的城墙,以最具韩国特色的主题受到新鲜关注。此外,我们的传统素材被外国设计师运用的例子也不断出现。由于这些令人鼓舞的现象,我们摆脱了时装只是发达国家复制品的痛苦现实认识和成长极限的危机意识,重新认识到我国文化的原创性,确认了潜力。 但这只是开始。把潜力变为现实的工作更加艰难,需要韩国上下一心的坚韧努力。不过,只要设计师的独创创意、国民的文化主体性、能在海外市场竞争的企业营销力,以及国家体系化而务实的支援结合起来,我确信将取得令以往成绩相形失色的成果。因为我们拥有优秀的头脑和懂得美的特有民族性这一天赐资产。 ◇安秉钧罗山集团会长(右)2月26日在明知大学龙仁校区从高建校长手中接受名誉经营学博士学位。明知大学表示,授予学位的理由是“安会长尽管仅有小学学历,却以进取的挑战精神与创造性打造出国内顶尖的时装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韩光熙】
1996-07-04 | 安秉鈞 나산그룹 회장 명지명예경학박사
“时尚应升华为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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