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6-26 | 李在權

“放宽通信业持股限制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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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指出,对于通信运营商的所有权结构,与现行法律那样严格限制特定企业持股相比,更可取的是改革治理结构,以防止通信运营商被私有化。此外还有意见提出,韩国通信在推进民营化的同时,宜将市内电话网分离、独立。延世大学教授郑甲泳25日下午在信息通信政策学会(会长金世源)于大韩商会举办的夏季政策研讨会上,通过题为《通信产业理想的所有与治理结构》的主题发言作出上述主张。郑教授的主张是在通信业竞争近期扩大、围绕Dacom持股、韩国通信民营化方向等争论日趋激烈之际,以“理顺秩序”的层面提出的,因而备受关注。 他指出,“通信业发展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并应对技术发展、市场开放等环境变化”,并强调“就此而言,没有理由继续束缚通信运营商的所有权结构或限制竞争”。 郑教授特别指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通信服务的自然垄断性趋于淡化,反而涌现出多样的新服务,通过活跃的市场竞争,提升国民福利的效果更大”,并说明传统的“以垄断强化公共性的逻辑”正在失去说服力。 关于放宽通信运营商所有权限制所引发的“经济力量集中论”,郑教授反驳称,“限制大企业在通信业中的参与持股,虽有助于缓解财富集中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但对增强通信市场效率几无贡献”。他表示,“在技术快速进步、通信与广播融合、有线与无线通信融合现象日益加深的趋势下,对必然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通信业排除大企业却要应对对外开放,这一逻辑说服力薄弱”,并主张限制通信运营商所有权结构宜仅限于垄断不可避免的韩国通信市内电话网。 他说,即使允许大企业参与通信业并放宽所有权限制,为了通信业公共性与普遍性的价值,仍有必要具备能够将经济力量集中弊害最小化的制度性装置。 郑教授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不严格限制通信运营商的持股,同时建立能够合理调节经营权行使、在专业经营体制中体现公共性的治理结构。关于确保通信业经营的专业性,他表示,“首先应确立排除外部势力干预人事、对专业经营层的监督功能、决策时反映利益相关者意见等治理结构”。 他补充说,为确保公共性,可考虑以相当比例引入外部董事制、公益董事或社会董事,或由政府持有不含所有权的特别股(黄金股),在重大决策时行使否决权。 另一方面,郑教授指出,“因公企业内部低效、政府僵化监管而竞争力下降的韩国通信,其民营化是不能再拖延的紧迫课题”,并主张“应在民营化的同时分离、独立市内电话网,并改革所有权结构”。他说,“现实可行的方案将是财团联合与国民股方式的所有权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