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的“危机论”再度浮现。这是继90年代初伴随“香槟开得太早”之说而提出的危机论之后的又一轮忧虑之声。过去的危机论如“香槟论”所示,主因是过度消费。但近期重现的危机论并非如此。这不仅是对半导体以及钢铁等主力产品出口减少、国际价格下跌,以及已超过年度目标的国际收支赤字幅度不断扩大等景气退潮的单纯经济担忧。问题在于,除景气退潮之外,还存在竞争力削弱和经济主体精神松懈等结构性问题。今年以来,随着景气退潮全面化,韩国经济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是暴露出对外汇率变动反应过于敏感的结构性问题。一例便是日元汇率只要略有变动,出口便大幅低迷的脆弱结构。此外,尽管政府发表了新劳资关系宣言,但在汽车、机械、造船等目前引领韩国经济的重工业领域,劳资矛盾仍在持续。 去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得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自豪与自信背后,是截至今年5月底贸易收支赤字超过73亿美元、对外负债逼近400亿美元的现实。曾是韩国经济信心所在、勤俭节约象征的个人储蓄率,从94年的33%降至去年的29.9%,而消费中的过度消费现象则明显增加。 据统计厅最近发布的《96年第一季度城市工薪家庭家计收支动向》,第一季度国民收入增长率较去年同期的14.9%下降1.7个百分点,而消费增长率却比去年同期的12.6%高出2.1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增长率超过收入增长率,这是90年以来6年间的首次。 尽管不得不日益深入全球化与开放化的汹涌浪潮,但企业的物流费用在持续的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口号之下仍不断增加,金融费用更是超过发达国家的3倍。人工费和工厂用地购置费早已超过英国或美国。 这些都是削弱韩国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近期在韩国经济危机论之外,认为若无根本性对策便再难期待21世纪的忧虑之声日益高涨,原因也正在于此。 财界指出,要恢复这般日渐失去活力的竞争力,必须在政府经济政策上实现一次重大的思维转变。相关部门近来由长官、次官等高级公职人员出面高呼促进出口,并表示将积极听取业界意见并反映到政策中。为缩小国际收支赤字幅度,甚至发布了将严格限制邀请海外知名运动员或艺术家的方针。但财界指出,政府仅靠治疗这类表层症状,难以治好韩国经济近来的病症。财界主张必须寻求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 即必须整肃源自80至90年代经济繁荣而松懈的精神状态,并形成为建立健全竞争力结构的全民共识。 财界为此提出的答案包括:▲开展“劳动伦理(Work Ethic)恢复运动”▲确立协作型劳资关系▲通过废除管制根本解决高成本—低效率结构等。财界指出,若这些问题得以解决,韩国经济当前所经历的低迷与危机论便可在相当程度上化解。 “劳动伦理”一词最初是在全经联主办的邀请副总理兼财经院长官罗雄培出席的财界元老会长座谈会上提出,此后获得各界广泛共鸣。劳动伦理意在革新松懈氛围,重新找回像过去那样勤奋工作的风气。为此,财界强调“应开展所有经济主体共同参与的劳动伦理恢复运动”。 但新开展的劳动伦理并不意味着像过去那样一天工作10小时、15小时的勒紧腰带运动,也不是要重新树立“储蓄是善、消费是恶”的70年代式逻辑。 消费是进入人均收入1万美元时代的国民理应享有的权利。较高的人工费也是迈入发达国家不可回避的课题。 其要义在于,随着韩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应寻找与变化了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劳动伦理。不能因为成为发达国家就认为可以少干多赚。若每周50小时工时缩短为40小时,就必须在40小时内取得过去50小时的效果,经济才能发展。 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劳动者,也适用于经营者和政府等所有经济主体。企业应通过降低成本、自动化和消除低效率,持续努力应对工时缩短和社会成本上升等发达国家型经济结构。此外,不应为逃避人工费和利率等恶化的经营环境而盲目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对战略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需要有在国内一决胜负的严肃态度。 归根结底,新开展的劳动伦理归结为“效果”(Effectiveness)问题。对此,三星经济研究所理事尹顺峰强调:“过去出口主导时期重视的是‘效率’(Efficiency),但在必须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今天,必须以效果一决胜负。” 过去的劳动伦理以为尽可能多生产而勤奋工作为美德,但如今必须开发即便少干也能取得高成果的有效方式。 也就是说,过去寻找的是“如何做”(Know How),如今则必须寻找“做什么”(Know What)。 确立协作型劳资关系也被视为迈入发达国家的必要要素。 展望2020年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韩国,不能再持续像80年代末那样的劳资纠纷。 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世界经济大国的经验反证了这一点。这些国家过去都曾经历严重的劳资矛盾。但美国通过“通过参与实现合作”这一新的劳资关系改善运动,德国通过“协调行动”这一社会共识,确立了新的劳资关系。这些国家通过这种新的关系改善,近来劳资间的核心争点已从分配问题转变为提高生产率与强化竞争力。 韩国国内近来也以政府“新劳资关系”宣言为契机,形成协作型劳资关系的动向开始显现。有观点指出,为形成新的劳资关系,现行劳资意识、劳资惯例、相关制度等整体都需要全面改善。当然,其中劳动者、使用者、政府三方各退一步的姿态是必不可少的。 恢复韩国经济活力的另一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意志。在利率接近发达国家3倍之高、物流费用高昂以及审批许可等各种行政管制所构成的高成本—低效率结构下,企业要确保竞争力是不可能的。 因此有观点指出,政府在利率和物流费用方面应进行大胆投资,在行政管制方面则应以“废除”而非单纯“放宽”为基本,实现一次重大的思维转变。 最终,摆脱近期危机、并使企业最终通过强化竞争力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道路,再次表明需要合作与协调,以及政府在政策执行上实现划时代的思维转变。◇有观点指出,为重振暴露出近期景气退潮和国际竞争力削弱等结构性脆弱的韩国经济的活力,亟需确立新的劳动伦理和协作型劳资关系。(照片与报道内容无直接关系)
1996-06-25 | 서울경제
企业兴则国家兴 38 本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型策划系列“摆脱雇主—劳动者对立 走向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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