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6-12 | 南悳祐 (產學협동재다 이사장 ·前국무총리)

特别寄稿 贸易赤字,国家经济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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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汇率结构助长逆差国内高利率结构引发外资流入汇率与利率需政策协调 根本原因 第三,中小企业在传统轻工业生产中丧失竞争力,又未能找到新的出路,从而离开制造业的现象引起我们的关注。目前中小企业的倒闭率和停业率创历史最高,而据当局人士称,“停业率虽高,但开业率也相当高,因此可以认为,在开放化的冲击下,为结构调整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在推进”。的确也有这一面。然而也有说法认为,开业率中包含了许多放弃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中小企业。不仅如此,还常常可以看到因经营环境恶化而失望、清算事业以求安逸余生的中坚企业家。眼下正是中小企业应当守住出口战线的时期,若反而背离制造业或出口产业,这也将成为国际收支恶化的原因。 第四,汇率也朝着不利于国际收支的方向变动。这同样是随开放化而来的问题:政府逐步放开外汇交易后,觊觎国际高利率的外国短期资本开始大举流入。仅去年,包括外国人证券投资(89亿美元)在内,就有145亿美元外国短期资本流入,由此汇率(美元的韩元价格)全年下跌1.8%,今年至今也已下跌1.5%。 汇率下跌虽有减轻国内企业外债偿还负担的一面,但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这自不必说。国际收支顺差时,汇率(美元的韩元价格)下跌属理所当然,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尽管长期逆差,汇率却因短期资本流入而下跌。 这不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IMF体制面临的国际性问题,但当国际收支逆差长期化时,只能与IMF协商谋求自救之策。 政府为缓解短期资本流入带来的汇率扭曲现象、抵消货币增发效应,正大幅放开海外汇款与出国旅游,采取把流入的外汇再送出去的政策;而这最终包含着一种矛盾:把赚取利差而来的外资,不得不花在非生产性的海外汇款或境外观光上。若能在国际收支顺差的状态下实现这样的自由化,那该多好。 外国短期资本流入,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内高利率,而高利率长期以来一直被指为我国经济的难点,如今又因扭曲汇率、使国际收支难以平衡而受到双重指责。要使国内利率接近国际水平,首先国内金融市场必须自由化,国内储蓄倾向须提高、存款须增加,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日。 另一方面,若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并放开大企业的海外融资,国内利率有可能下降。但随之会出现货币增发、对外负债增加的问题。 也有极端观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以国家为单位的对外负债不成大问题,但那只有在国境或国家概念完全消失的遥远未来才可能。且不说对外负债的利息负担,对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运营会施加各种制约,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 不过,既然降息效果颇具吸引力,就有必要尝试定量分析:要使国内利率接近国际水平,需要增加多少外国资本或对外净负债。 国际收支若为逆差,反正只能靠海外借款来弥补,因此也并非没有欢迎短期资本流入的理由。但若国际收支逆差骤增或长期化,该国货币价值乃至经济运营的信用度就会动摇,并可能以某种突发事件(如政变)为契机,出现外国短期资本一次性撤出的局面。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的外汇危机即是一例,如今巴西也在发生类似情况。短期资本的流动性(Volatility)内含风险因素,因此对其管理必须格外慎重。总之,从今以后汇率与利率必须联动运用,综合审视经济的各个侧面、谋求各类政策变量之间的协调,是开放化时代宏观政策运营的主要课题。 最后,最重要且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进口依存度过高,成为长期性国际收支逆差的因素。特别是出口与投资对日本的进口诱发是个问题,据韩国银行最近公布的资料,从长期看(1975~90年间),对日进口诱发系数呈逐渐小幅下降的趋势。但计算机、办公设备、家电及通信设备、精密仪器、电子设备零部件、汽车、工业机械等重化工业核心部门的进口诱发系数仍然最高,这不能不说是问题。 另一方面,据韩国银行资料,1990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9.5%,这与1970年日本的49.6%几乎相同;服务业方面,韩国的32.5%(1990年)与日本的33.7%(1970年)也几乎相同。或许可以说,韩国经济比日本仍落后20年……。 以上考察了与国际收支恶化相关的因素,今后在思考国际收支时,有一件事我们绝不能忘记,那就是南北关系。 南北统一何时实现无法预测,但统一将伴随巨大的经济负担,这毋庸多言。参考而言,西德长期积累国际收支顺差,1990年统一后一举转为逆差国。但因积累了巨额顺差,并未经历大的困难。而我们不但没有国际收支顺差,反而仍未摆脱长期逆差,可以说,为统一做准备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 即便不统一,今后随着南北关系变化,经济援助费用也将大幅增加。我们已向朝鲜及国际社会承诺的40亿美元以上的核电站建设费用,只是个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强调:强化国际收支是统一的基本条件。 扶植中小企业 重化工业领域多品种材料零部件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生产转型须与大企业保持“共生关系” 如开头所述,改善国际收支离不开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强化,而为此的政策方向已众所周知,在此无需重提。 只是,笔者想再次强调,不仅在国际收支方面,在开拓我国经济出路方面,中小企业的新角色也极为重要。 首先,把中小企业重组到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领域,是与我国产业结构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今后我们应更加着力的工业,大体上大概可分为两个领域。 第一是重化工业或重长物产品领域,第二是材料与零部件领域。汽车、钢铁、卡车、建设装备、发电机、船舶等重长物的需求,随着中国及其他后发地区的开发推进将持续增加,而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正逐渐失去竞争力,因此只要我们不断改良品质,确保市场并无大的困难。 这一领域当然是大企业的份额。至于材料与零部件,越是尖端产业,零部件种类越多,型号与规格变化越剧烈,因此这是经营灵活性高的中小企业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体制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 由此看来,引导我国中小企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材料与零部件生产,重组为既能供应国内、也能供应国外尖端产业的体制,可谓当今最紧迫的课题。我国中小企业中,已有不少企业前瞻性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然而另一方面,看到台湾的中小企业向美国NASA供应精密零部件,并利用各种尖端技术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玩具、运动器材等轻工业领域领先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不免令人遗憾。特别是台湾已建立起紧密的产学合作体制:中小企业一遇技术瓶颈便立即上报技术研究所(有20个以上),接到申报的研究所只要有可能必定为其解决。 笔者试想中小企业理想的未来形象。首先想到丹麦,丹麦被视为典型的农业国家,但实际上,向北约供应的军用飞机(F16)零部件的很大一部分(据说约40%),是由分布在该国农村的中小企业生产的。丹麦以中小企业在少数专业化行业中制造最高档产品的战略取得巨大成功而闻名。 还有一件事令人想起。3月26日,美国的戴维·帕卡德以83岁之龄去世,他与合伙人比尔·休利特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帕洛阿尔托市一间小车库里着手开发电子产品,这既是今天著名的惠普公司的起点,也是著名硅谷的摇篮。惠普的成功故事给中小企业带来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两人在决定公司名称时,用掷硬币决定H在前还是P在前,此后直到今天始终守住了合伙人之间的约定与信义。 第二,惠普以小批量多品种体制制造尖端技术产品,带来了今天的成功,并为美国中小企业指出了出路。 第三,他与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特曼教授携手,最先入驻斯坦福商业园区,随后吸引其他中小企业进驻,在建设硅谷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树立了产学合作的典范。 最后,他从未裁员解雇,是最早实行员工持股制的企业主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60亿美元以上的帕卡德基金会后离世。 这说明中小企业的创意与努力、产学合作以及先行者的主导作用极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我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成为问题。一言以蔽之,双方有必要重新确立彼此的位置,使之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真正的互补关系。 大企业应在国际范围内配置经营资源,与外国大企业竞争,同时不断捕捉新的事业机会,为国内中小企业提供活儿;中小企业则应响应大企业的经营战略,诚实地承担生产过程的一环。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警示我们:若不能确立这种共生共荣关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在国际竞争中生存。 结 语 主因是“民主化不成熟”重新思考出口与储蓄之时 问题很多,要做的事也很多。并非不知道问题,而是政策执行力薄弱,使显而易见的课题一拖再拖。想来,原因似乎出自民主化的不成熟。例如,因集团利己主义,亟需的社会设施扩建被拖住后腿;无视经济逻辑的劳资纠纷,使不合理的两位数工资上涨率固定化。政界对国家面临的问题漠不关心,只围绕自身问题专注党争。政府效率一落千丈,在可用资源分配上,因政治考量而导致优先顺序颠倒的情形似乎不少。例如,缓解交通困难、扩充运输设施是当务之急,却为了观念上的满足或外观,花费巨额税金去拆除寿命尚未终结的建筑物。为国家的“地位”而申办亚运会、世界杯,为亚欧会议兴建会展中心,加快加入经合组织,这些都是好事。但也不应忘记,若内实与外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反而可能损害国家地位。现在或许正是我们应以更谦逊的心态齐心协力打磨明天的时候。若国际收支持续恶化,再次沦为世界瞩目的负债国,我们的地位将会如何,国民生活与祖国统一的前途将会如何,都应深思。如今提起出口或储蓄,或许听来像旧世代的梦话,但让我们所有人再思考一次。 ◇考虑到过去西德自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统一后仍背负巨大经济负担这一事实,对于必须为统一做准备的我国而言,贸易逆差不能不说是亟待改善的课题。图为釜山港集装箱码头。 ◇经常项目收支走势 (单位: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