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6-05 | 崔彰桓

敷衍式放宽监管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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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率的放松管制、权限下放引发了腐败。” 以围绕企业公开(上市)的收受钱财导致财经院高层干部被逮捕的事件为契机,有人指出,这或许是因为政府此前推进的各类权限下放和放松管制只是掩人耳目。 就成为问题的企业公开而言,表面上财经院决定月度、季度额度,企业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向主承销商申请公开,而公开企业的选定则由证券监督院负责。 财经院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在证监院院长白源九被逮捕后仍自信地认为财经院内不会有相关人员。但检方调查结果显示,与该业务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库局长韩泽洙也牵涉腐败,令其颇为窘迫。 证券业界指出,对主要大企业而言,由财经院或更上层事先决定公开企业的惯例依然存在,加之财务部出身官僚遍布证监院等各处形成的人脉关系,使此类腐败得以长期存在。 在形式规定上,审查个别企业公开的权限属于证券监督院,公开申请交由个别企业(主承销证券公司)自主决定,但实质运作(权限)的结构中反映的是财经院的意志,因此存在游说诱惑与腐败土壤。 不少人指出,此类情形并不仅限于因本次事件而暴露问题的证券监督院。 就银行监督院而言,由于与企业利害直接相关的业务相对较少,腐败土壤较小,但只握有形式权限、而由财经院“垂帘听政”行使实质权限的事例并不少。 典型案例便是让银行自主选出行长的行长推荐委员会制度。银行组成推荐委员会后须获得银监院批准,但财经院或对财经院有影响力的政界会施加看不见的影响力,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人指出,握有各类保险费率调整及新产品开发许可权的保险监督院,同样难以摆脱财经院的影响。归根结底,形式权限与实质业务执行权分别由不同机构掌握的结构,几乎毫无例外地出现在三家金融监督机构的业务中。 也有分析认为,财经院虽费尽心思试图通过权限下放和放松管制摆脱“恐龙”的批评,却日益被指责权限愈发强化,原因在于它把所有政策手段集于一手,并不断扩大再生产这一权力。 由于原经济企划院与财务部合并,重生为同时掌管预算、财政、税制、金融及外汇政策、经济企划、对外合作等的强大组织,即便自身想削减权力,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 对财经院下属机构或团体而言,即使获得自主权,一旦得罪财经院便可能在其他方面受到不利待遇,因此事事都不得不察看其脸色,自主性存在现实局限。 还有观点认为,尤其是由于职业官僚体制尚未确立、财经院无法摆脱政界影响,这使政策的透明执行变得困难,也是导致对规定作任意解释或使其含糊不清的重要原因。 ◇金泳三总统4日主持国务会议时指示:“为根除公职人员腐败,要加快提升相关法令透明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