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近来明显活跃。其扩张的规模与速度远超以往。这正是所谓“进攻型经营”的体现。进攻型经营的舞台不仅国际化,而且正在全球化。 我国企业在海外扩张上如此进攻性,有充分的理由。国内工资不断上涨、全球最高的地价导致厂址取得困难、由此带来的成本负担、全球最高的物流费用以及各种管制,促使企业提前将制造设施转移到海外。 我国企业迄今展现的海外投资态势,是投资地区主要集中于高速增长的亚洲。以12亿人口的中国和9亿人口的印度为首,企业积极进入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但最近海外投资的重心正转向欧洲。仅在5年前,对欧洲的投资只占海外投资总额的3.4%,去年已跃升至19.4%。 有理由的“出走”规模趋于大型化 国内工资上涨、已趋饱和的美国市场、韩国财阀对全球化的渴求等成为主要原因,对欧洲的投资正在大规模进行。与亚洲地区以轻工业为主的投资不同,在欧洲以汽车、定制型半导体芯片等高端产品为主。 投资规模也从11亿美元一路扩大到30亿美元,趋于大型化。 我国企业这样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因带来就业增长效果、产业活性化等原因,受到所在国政府的热烈欢迎。但与此相反,也招致所在国企业和民众的反弹。尤其是已经经历过日本经济侵蚀的国家,感受到又有另一个入侵者正在靠近的威胁。在我国国内也引发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反应之中,进攻性地进入发达国家的我国企业要想在当地成功立足,需要谨慎的经营姿态和适应当地文化的意识。第一,只要不涉及核心技术的外泄或经营机密,将权限下放给当地人是可取的。 欢迎之中也有警惕与嫉视的目光 我们即便走向海外,也强烈倾向于事事都由自己来做,不愿向当地人下放权限,而进入发达国家时最重要的一点恰恰是权限下放。应在生产部门大胆下放权限,把生产现场因管理或习惯、文化差异可能产生的摩擦降到最低。 在优越感与过度欲望之前,先求融合 第二,应将在当地赚到的钱在当地再投资,以消除外国企业的形象。从历史上看,走向海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大多是在当地赚了大钱并在当地再投资的企业。 杜邦、柯达之类的公司就是典型例子。除了在当地再投资,为了表明真心为当地社会考虑,为当地居民提供他们最期盼的公共设施也是可取的方法。修建养老院、孤儿院或幼儿园之类的设施并捐赠给地方政府,可促进与居民的紧密关系。 第三,必须智慧地克服可能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劳资问题。我国企业进入的领域大多是利用低工资的制造业,因此劳资问题可能成为巨大障碍。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心中形成了以一个人所领薪酬来评价其人的态度。当这种态度表现为对当地非熟练工人的优越感时,双方之间可能产生深深的隔阂。此外,因语言和习惯差异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与沟通壁垒,也是必须跨越的课题之一。 通用汽车欧洲地区总裁所说的“韩国人正把我们所有人赶出欧洲”,值得反复咀嚼。必须努力使这种反应尽快转变为“韩国人的进入让彼此都获得了很大帮助”。地球村已成为没有壁垒的经营舞台,我国企业寻找良好环境而走出去无法阻挡,但不能重演日本企业那样的失败。
1996-05-20 | 서울경제
社论 进攻型海外投资的成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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