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5-16 | 梁正綠

[执政党与在野党三党政策委议长经济议题六问六答] “切身感受到的制度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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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会应谋求一切制度性努力,以构建国民高质量生活环境的基础,重点在于实现让国民安心的政治。 为此,我认为现在需要的不是放宽管制等微观措施,而是从零基础出发、引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切实让人有感的政策。 (2)当务之急是全面下调税率、减轻税负。特别应大幅减轻劳动者税负,减轻中小企业的法人税及事业所得税,并废除不合理的土地超额收益税法等。同时应堵住不劳所得的源头,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外还需简化税制体系、大幅减少税务调查等,以提升纳税便利。 (3)大股东与旗下公司之间交易的信息披露宜分阶段强化。旗下公司间债务保证限额的缩减,应在不致萎缩企业活动的范围内分阶段实施,且在30大企业集团内部也需对上位集团与下位集团加以区别。若要加强对不当内部交易的查处,在立法工作之前必须彻底完成对不当内部交易的类型化工作。放宽少数股东权行使条件存在企业信息外泄等隐忧,因此应循序渐进推进。 (4)对于引入弹性工时制等,其旨在促进劳动市场灵活化的宗旨,我表示认同。但允许复数工会、容许第三方介入的问题,具有劳资间利害尖锐对立的一面,因此不仅要从与蓝色回合等世界秩序保持一定同步的角度,还要结合我国经济现实,慎重决定。 (5)用制定特别法来解决所有事项,是法律万能主义、行政便利主义的思维。特别是试图通过该法组建被赋予可一并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所有许可审批权限的特别委员会,这严重损害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因此我党认为,与其制定特别法,不如承认地方自治团体的许可审批权,通过完善能够使自治团体与中央政府业务协商有机进行的制度装置来取得其法律效果,这样更为可取。 (6)为使党的政策不脱离国民实际生活,将委任社会各界各层从事专业领域的党员为政策委员,并使政策委的14个分科委员会积极参与党的意思决定与政策决定;方针是将分科委会议常规化、积极推动小规模讨论会,以生产出国民认同的政策,力求激活政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