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策正式转向 综合近期政府官员的发言来看,大企业政策预计将发生实质性变化。 然而,在一切都仅凭公平交易与抑制经济力量集中这种国民情绪就被正当化的年代,似乎很少有人细致地指出各项具体政策在正当性或效果上的问题。尤其从此前的先例来看,在大企业政策方面,政策制定者往往借助舆论等外部力量,事先把政策实施变为既成事实。 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令人担忧的是,无法摆脱这样的印象:政策制定者并未逐条推敲政策内容、倾听相关当事方和现场的声音,而是匆忙地把政策实施视为理所当然。在政府正在推进的各项大企业相关政策中,最可能成为争议焦点的共有四项。 即:▲强化债务担保限制制度 ▲加强对不当内部交易的查处 ▲加强对大企业不当行为的查处 ▲强化企业结合限制制度。 上述每一项政策变化都存在诸多问题。任何政策都不应为了取得短期、可见的成果而急于推行,而应冷静地检验各项政策的效果。 ◇强化债务担保限制制度 据称,政府计划大幅下调30大旗下公司的债务担保限额。据报道,将把现行相当于自有资本200%的担保限额在两年内(至1999年3月底)降至100%,此后三年内(2002年3月)降至0%。 对于这一构想,首先想到的是,会让人产生政策负责人生活在乌托邦式理想国之中的印象,因为他们时常推出与现场严重脱节的政策。旗下公司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法人。 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或债务担保,原则上属于私人契约之一。那么就应当思考,政府是否可以任意限制私人契约的对象。这显然是具有违宪之嫌的政策。 如果政府强行推行此类措施,可能出现极为荒唐的情形。例如,如果A公司不能为自己的旗下公司提供债务担保,那么对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企业提供债务担保是否也应一并禁止? 沿此逻辑推演下去,原则上就会得出所有企业都不得为其他企业提供债务担保的结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立法,值得去查一查。 执着于“短期效果” 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能够强加于企业的法律是有界限的。特别是任意侵害财产权或侵害契约自由,并非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可以介入之事。仅强调债务担保的负面一面,认为担保比率越低越好,进而禁止债务担保,是不应有之事。 此类措施的依据是担心集团内旗下公司之间过度相互担保会引发连锁破产的可能性。但如果是为有前景的新事业所需要的担保,则应予允许。 现行规定本身也是经过诸多争论后于1993年4月引入的。仅现行的自有资本200%这一规定,已构成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引入当时,30大集团的相互担保额为自有资本的342.4%。随着债务担保等的解除,截至4月底平均已降至52.6%。政府似乎认为,实施强力监管后结果已降至监管上限以下,因而监管失去效果,于是想进一步下调限额。 任何政策都必须明确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并清楚区分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什么。目前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要长期把债务担保降至0%的做法,等于目的被丢失,降低担保率这一数字反而本末倒置地成了目的。 其次,如果政府持续压低旗下公司之间的债务担保,为规避监管将会出现各种形式。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结成某种友好关系、相互提供债务担保的惯例逐渐固化。 例如,将形成A集团的旗下公司与B集团的旗下公司相互接受债务担保的形式。为使此类交易成立,企业必须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也将因此下降。若此类现象广泛蔓延,政府又会试图制定另一项监管,例如规定30大集团之间不得相互提供债务担保。如此一来,监管将如乱麻一般越来越紧地束缚企业活动。 ◇加强对不当内部交易的查处 政府的立场是大幅扩大内部交易的范围。据称,方针是把现为不当内部交易对象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扩大至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及资金交易。 政府经常使用“不当”一词。然而,即便在内部交易之中,对于何者应视为不当,争议仍然很大。因此,政府在查处不当内部交易的过程中,将与企业界产生相当大的摩擦。 这必然意味着政府在查处不当内部交易时可能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很难期待手握随意而模糊法律权限的相关机构保持廉洁。这样的政策方向,也与本届政府以监管透明化为取向的放松监管方向正面相悖。 不仅如此,股票和房地产等内部交易相比商品或服务交易,形态极为复杂多样,因而极难类型化。特别是若把内部交易范围扩大到信息提供等领域,就等于为干预企业经营的核心领域留下了余地。 忙于“压低数字” 政府与企业之间一直争论不休的部分,就是何者应视为不当交易。在对内部交易进行新的立法之前,应通过学界与企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的联合研究,充分完成对不当内部交易的类型化工作。政府明确不当内部交易的类型、制定清晰的指导方针,然后以此为基准推进立法工作,才是合理的做法。 ◇加强对大企业不当行为的查处 据称,政府将大幅加强对不当挖人以及通过伪装旗下公司侵害中小企业专属业务领域案例的查处。 不当挖人由于适用范围模糊,通过立法查处是不可能的。例如,从被挖一方来看属于不当挖人,但从被挖对象劳动者的立场来看,则是正当的转职。举例而言,宣铜烈选手赴日一事,对球团方面而言是不当挖人,但从宣铜烈选手的立场看,则可以说是极为正当的财产权行使。 限制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等于限制财产权的行使,可以说是具有违宪之嫌的立法。当然,挖人属于个人财产权与企业财产权相冲突的典型情形。以国民情绪或保护中小企业这类极为含糊而随意的名义,让政府介入人才挖角,不仅侵害市场经济的大原则,社会成本也将大幅增加。因为市场经济的活力归根结底根植于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 ◇强化企业结合制度 据称,政府为抑制经济力量集中,计划把大企业利用伪装旗下公司或旗下金融机构进行的企业并购纳入监管对象。该措施是指废除此前作为公平交易法例外对象的集团内金融及保险业等的例外条款。同时,还计划修订MRFTA第61条有关金融保险公司企业结合规定中的例外条款,将其收购其他公司股票时的上限限制为10%。 干预到经营核心 笔者认为,集团内金融相关公司的持股上限,是应考虑业务特性后决定的问题。但如果像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把不当企业结合的范围扩大到集团内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收购一定持股比例的情形,这就意味着对集团的并购进行歧视性抑制。 例如,若把集团内金融相关企业收购其他企业的上限定为10%,并在此之上以双重监管方式规定集团整体上限为百分之几,这就意味着强力抑制集团参与并购市场。 政府应当思考如何在我国经济中营造更具竞争性的经济环境。然而从近期大企业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中,让人产生过于偏重追求短期、可见效果的印象。笔者认为,在大企业相关政策上,与其采取查处特定行为的措施,不如把政策焦点放在改善企业周边环境上,这才是政府的本职任务。 最后,政府应通过公开审议对象案件的信息、公开大企业相关信息,以及在立法之前进行充分的研究与调查工作,来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投稿 ◇简历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美国MEI经济学硕士 ▲三星集团秘书室理事 ▲韩国生产性本部常务 ▲东西经济研究所所长 ▲东西投资顾问社长 ◇有观点指出,政府的企业相关政策不宜为取得短期、可见的成果而急于推行,而应在冷静检验政策效果之后再予实施。图为上月在首尔广场酒店举行的具本英总统经济首席秘书与五大集团企划调整室长会议,旨在说明政府政策并请求配合。
1996-05-14 | 孫炳斗 <한국겅제硏 부원장>
企业兴则国家兴 34 本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型策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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