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4-22 | 李揆成 (科技院 초빙교수)

松岘专栏 政治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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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15届国会议员选举已经结束,但在争夺政权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政治的可变性预计将非常高。此外,无法预测的朝鲜统治行为以及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军备扩张,在安全层面也令我们紧张。在这样的政治局势演进过程中,有必要思考政治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与此相关,政治不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执政势力的国家统治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民主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等,都可能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议题。 一般认为,政治不稳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越南的增长潜力绝不落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由于经历了1950~60年代的战乱,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发展严重落后的国家之一。越南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是世界上排名倒数十位之内的贫国。玻利维亚是南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之一,其原因被指出为政权更替极为频繁。玻利维亚自1825年独立以来直到近年,有过150余次政权更替的记录。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政治不稳定,无论是内忧或外患造成的安全上的不安,还是对经济政策和制度可能朝不可预测方向变更的不安,都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在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企业不愿以长期利益为目标进行投资是理所当然的。 执政势力的国家统治方向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阿根廷1945年人均国民收入按1970年美元计算达到1280美元,工业化也有所进展,被期待即将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尽管如此,阿根廷在二战后30多年间经济发展停滞,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184美元,进入发达国家仍是未来的课题。 阿根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执政层把统治方向的重点放在保护支持势力的利益上来运营国政。战后掌权的庇隆通过不利于出口的差别汇率政策使农业出口萎缩,令地主等的收入锐减,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和补贴推行工业品进口替代政策,维护企业家,特别是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1947~49年间实际工资上涨了62%。其结果是出口不振导致外汇危机频发、物价高涨与长期经济萧条,以及社会阶层间矛盾加深。庇隆被赶下台之后,则实行了相反的政策。其中,1965年掌权的军政府在1966~69年间使工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从而在1969年发生了工人暴动。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庇隆主义者与军方轮番登场,为庇护执政基础的经济政策被反复实施。我们通过阿根廷的经验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对内对外宏观经济的均衡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是多么重要。 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民主主义扎根,才能持续经济发展。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曾主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是纪律而非民主主义。也有人指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但从政治层面看,尽管程度有所差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拥有民主政府,并主张对经济发展而言,能够强力推进改革的权威主义政府反而比软弱的民主政府更为积极。 然而明确的一点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实践民主主义。当然,关于是必须先实现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民主主义,还是必须先实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这一因果关系,争论并非不存在。但可以说,当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后,经济发展的持续必须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创意为前提,因此民主主义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把以上讨论所能得出的结论加以概括:首先,从人均国民收入已突破1万美元的现实来看,为了今后持续经济发展,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的民主运营以及公正、清廉选举风气的确立。同时,在有序中以合理方式化解劳资关系等社会矛盾的自律协商制度也必须确立。此外,政界虽应更加活跃地开展自由的政策竞争,但应避免加剧政治不安的、带有政略色彩的极端对决。与此同时,向自己的支持势力承诺并提供保护和补贴,在民主政治的现实中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可以牺牲国民经济宏观均衡为代价去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