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新闻周刊》以《中国的性革命》作为专题。如果说有什么现象最直接地反映出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那么不必多言,恐怕要举出自由放任的性问题。 引发自杀的贫富差距 通过性问题来看中国社会,其中潜藏着难以想象的复杂性。 像中国这样在最近17年间实现比过去半个世纪更快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不多见。然而经济增长总有光明与阴影。特别是高速增长要付出代价。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出现割裂,收入出现严重差距。而开放之门也必然同时引进只盯着钱狂奔的“市场经济陷阱”、颓废风气和腐败的价值观。 特别是开放之后的激烈竞争、收入两极化、西方文化的冲击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不断反复,把“一碟水”般的中国社会变成了激烈的“生存战场”。作为极端的例子,1994年一年间发生自杀事件40万7千件,8万人死亡。95年1月至12月间每天平均发生1200件自杀事件,实际有240人死亡,而如此庞大的自杀中75%出于经济原因,今天的中国是何等惨烈的社会。 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变化。大家族制度崩塌,人际关系的一切纽带断裂,一个个人趋于原子化。家庭、党、社会如今都不再为“一个个人的孤独”负责。“群众中的孤独”,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道德性、价值观、生活态度,甚至对人生最珍贵的价值,全都在变成“只把今天过好”。这正是“性革命”的巨大背景。 性开放与卖淫迅速蔓延 中国的性革命具有两面性。核心家庭、以夫妻为中心的生活、“只生一个孩子”、从生育中解放、男女平等、女性活动领域扩大,使女性一方的行为变得自由。这类现象成为扩大性接触幅度与动机的背景。于是不定期的性关系、非法同居增加,尤其是女性的不贞以及女性提出的离婚急剧增多。 另一面是卖淫蔓延。社会学家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所谓“有产者的出现”。以高消费和享乐为背景的性的商品化现象大幅扩展。这表现为从事卖淫的女性年龄下降,其中具有高中和专门学校教育背景的女性多达74%。性商品也因此走向高级化。 第二个原因是为寻找收入和工作而涌向城市的庞大流动人口。全国每天约有2000万流动人口在移动。北京每天涌入330万人,上海170万人,广州150万人,其中70%是青年。社会流动性成为性革命的动因,结果卖淫市场的需求与主要客户都是这些人。性病正向社会底层扩散。全国艾滋病患者约10万人,医院里挤满了性病患者。 第三是青年“性开放”趋势的扩散。西方性文化的冲击,像电影里那样接吻,那种激烈的爱情在“现实”中以行动表现出来。对大学生而言,性是开放的象征。北京大学附近的避孕用品店周末生意兴隆。调查显示,大学生中男性已有18.8%、女性16.8%回答有性经验,仿佛为此作证,55所大学的学生中艾滋病患者约400人,其中90%为女性。国家教委全力投入防治艾滋病,上海部分大学从去年入学生开始实行严格体检,并规定第一堂课必须接受艾滋病教育,恐怕都出于这一背景。医院里性病患者爆满 我们关注中国的性革命,并非单纯出于好奇。关注的焦点在于这种趋势的性革命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1978年基尼系数为0.16的中国,到1994年变为0.4343(该系数越接近1,表明贫富差距越严重)。中国已变成贫富差距处于中等严重程度的国家。 在日益尖锐的贫富差距、城市与农村两极化之中,中国的“性革命”似将进一步加速。如今中国人都在摆脱性的压抑与重负。特别是西方式性开放的浪潮,似将使作为商品的“性革命”更广泛地扩散。恐怕这股巨大浪潮谁也无法阻挡。也有专家认为,从长远看,这种现象或许会成为改变社会主义本来面貌的契机。性革命究竟能否改变中国。
1996-04-17 | 吳鎭龍 (칼럼니스트)
今日中国 舞动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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