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政府正在研究政策转向,即以确保企业经营透明性为前提,不再将财阀的事业多元化以及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的规模扩大等经济力量集中问题作为监管对象。同时,对在审批过程中容易掺入公务员任意裁量空间的各种审批相关法规,也正在进行全面重新审查。这一政策转向工作虽处于起步阶段,但青瓦台等权力核心以及韩国开发研究院等官方研究机构正在积极推动。 这是与此前人为抑制财阀式扩张、以经济力量集中之名对大企业规模扩大予以冷眼看待的财阀政策完全相反的划时代政策转向。 相关政策推进人士表示,探索财阀政策的这种大转变,背后有若干经济之外的、也就是时代性、社会性认识的变化。 青瓦台政策企划部门一位人士解释称,“从韩国社会权力重组的角度看,最近研究的财阀政策应视为我们社会权力中心由政府向民间企业转移的一个过程”。 换言之,财阀政策转向的基本视角是:冷战结束后在无国界的无限竞争时代,企业竞争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而信息不足、对社会变化适应缓慢的政府部门若控制民间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与民间部门只能同归于尽。 更何况,一旦市场开放与金融开放完全实现,在国内人为分配金融资源、对特定产业实施进入限制本身将变得不可能。 因此,认为政府现在应彻底解开监管与统制的枷锁,使韩国企业能够在与世界大企业同等条件下竞争的主张正获得说服力。 但也有担忧认为,若对财阀的制衡装置全部解除,财阀将不仅在经济领域,还会出现试图垄断包括政治在内的国家重大决策的现象。 事实上,韩国国内财阀已经恐龙化,正进入不仅在经济领域、还要支配政治社会等各部门意识形态的局面。某企业提出“我们改变,国家就会改变”的口号,以及一位财阀总裁竞选总统,都是很好的例子。 青瓦台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在我国财阀现有经营结构下,不能认为企业的决定总是与国家或国民利益一致,某些情况下企业活动还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弊害”。 据此,确保企业经营的透明性(民主性)成为财阀政策转向的前提条件。即必须防止向企业的权力转移变成“向少数所有者企业家的权力转移化”。 即为防止有时可左右国家命运的大财阀经营被少数企业主掌控,或大财阀的经济成果集中于所有者家族,应设立社会性制衡装置。小额股东诉讼制与外部监事、外部董事制等,是最近在日本也已引入的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态。 韩国社会内由官向民流动的权力转移,如今给人以真正展开之感。 但若对新权力的制衡与均衡缺乏信心,既有权力层很可能推迟权力转移。有观点指出,从这一点看,财界接受新企业治理结构的自我革新是先决要素。
1996-03-27 | 禹源河
“管制式干预妨碍企业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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