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 “如果可以在克莱斯勒(美国三大车企之一)的吉普和五十铃(日本企业)产品之间作出选择,请买吉普。”随着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进入尾声,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保守派乃至进步派在预选中打出的最受欢迎的主题。即把日本车树为“挑战”的象征,主张加以抵挡。这是一种呼吁购买美国车的保护主义。 然而了解汽车产业内情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类主张极为情绪化。 美国著名女性汽车分析师玛丽安·凯勒在《碰撞》一书中这样写道:‘美国政治人物所指的日本五十铃34%的持股,为美国通用汽车所有。他们鼓动人们不要买的“外国卡车”,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工厂组装的。在李·艾柯卡发表煽动性政治演讲、谴责亚洲进口品危害的同时,克莱斯勒却在进口亚洲产汽车零部件,把它们变成美国产的普利茅斯和道奇汽车在美国销售。’ 正如玛丽安·凯勒所言,如今问题已不那么简单。全球汽车产业已很难明确区分“我的”和“你的”。在持股、零部件共享、生产等诸多方面如蛛网般交织。美国政治人物所犯错误的背后,也反证了在他们未曾察觉之间,世界产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 不只是汽车。半导体、多媒体、计算机等全球性产业大多都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这种结构。 其实体正是“战略联盟”。这是两家或更多企业在相互承认对方存在的同时共享各自优势,从而防止过度竞争、提高彼此竞争力以备竞争的积极生存战略。 它彻底改变了既有的固有观念。在美国政治人物高呼“我们的车”、力陈保护贸易主义必要性、打动选民情绪的那一刻,实际经营现场却正在携手合作,为占据竞争优势而进行冷静的谈判。敌人即是同志,同志也可能即刻成为敌人。 日本三菱生产名为德宝尼亚的大型轿车,若没有现代的帮助,连一辆都造不出来。这款车是与现代的格兰仕共享发动机和底盘的战略联盟产品。在日本国内每月销售约500辆。因此三菱达不到经济规模,无法独自生产该产品。它从现代引进发动机和底盘等进行组装销售。现代则在共同开发过程中掌握大型轿车技术。战略联盟正是两全其美之举。 即便是小企业,若遇到好伙伴也能取得巨大成效。双龙汽车在欧洲的形象相当不错。因为它与公认拥有世界最高技术实力的奔驰签订了资本及技术合作协议,并正积极推进扩大相互合作对象的谈判。双龙并非像以往技术合作那样单方面照搬奔驰车型的从属结构。 代表性案例是伊斯坦纳的开发。双龙最初打算引进奔驰MB-100车型,在国内生产后进行内销并通过奔驰流通网出口。但这款车外形粗笨,任谁看都不适合国内市场。双龙在接受奔驰技术和发动机的同时,设计和其他零部件则自主推进。孙明源社长表示:‘原本有抵触情绪的奔驰也认可了我们的能力,不是从属结构,而是作为对等伙伴完成了伊斯坦纳的开发’,并称这在奔驰历史上是首例。该车从下月起将通过奔驰的全球流通网出口。双龙与奔驰的关系,与交付设计图、进行技术指导后利用廉价劳动力单纯组装生产的贴牌代工方式有根本不同。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技术与设计等),并在此基础上各取对己有利之处。奔驰仅凭名字就象征着高品质和卓越的产品力。因此,贴上奔驰品牌、通过奔驰流通网销售的双龙伊斯坦纳,仅此一点便可视为获得了在世界汽车市场上让自身开发力和产品力得到认可的机会。双龙正通过与奔驰的战略联盟取得奔驰的担保。 韩国三家半导体企业的“DRAM实力”非常了得。这种实力源自它们具备了能对世界存储半导体市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能力(生产规模、价格、品质等)。自然,它们正构筑起以主体立场面向全球企业缔结战略联盟的地位。处于有实力的位置,即便付出小的代价也能争取到许多改善自身弱点的战略联盟机会。为加强韩国企业薄弱的非存储领域而积极利用存储领域的先进技术和诀窍,便是一例。 梳理韩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案例,会产生一个疑问:韩国企业之间的联盟并不多。 原因何在?首要是重量的竞争结构。在过去封闭的国内市场中,以量称雄居于顶端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实力的企业要承认其他企业的存在是件难事。国内第一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如今市场开放,世界级厂商进入该领域,这一意义正在消失。内需市场第一已不是能保障生存的时代。在必须与比国内顶尖企业大出数倍的企业竞争的局面下,战略联盟成为现实课题。 零部件共享被指为通过战略联盟提升竞争力的十分重要课题,但一直未取得多少成效。电子、汽车、重工业、机械等大部分组装企业都一味想确保自己独立的交易对象。既有企业不愿向后发企业开门的自私心是重要原因。所有企业都各自为政,协作企业便无法获得大量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利益。其损失转嫁给自己和消费者。 某汽车企业相关人士称:‘安全气囊在国内达100万韩元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只要50万韩元’,‘价格竞争力就差这么多’。韩国三家乘用车企业的安全气囊全部通过关联公司或特殊关系公司采购。生产规模受限,成本负担自然比发达国家企业更重。传统上回避同业合作的我们的惯例,也成为通过韩国企业间战略联盟营造共生基础的重大障碍因素。 如今必须改变。要挡住海外强势企业的正面攻势,并最终在海外与它们较量取胜,就必须通过与海外乃至国内企业携手来共同壮大力量。近来新兴信息通信领域的竞争,在为韩国企业经营惯例带来一大转机这一点上意义重大。 即摆脱经由心理隔阂、业务竞争、创业者经营观差异、政治利害关系以及误解与偏见、造谣攻击等长期综合形成的矛盾与对立,开始承认对方,寻找通过共享而共生之路。 三星与现代的联盟,双龙、韩华集团、亚南等共同参与Hansol的围栏,乐天、海太、高台等组成一个联合体等,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成为今后大幅改变我国经营形态的契机。战略联盟与可能流于道德批判或违法的“苟合”或“串通”有根本区别。 这是能够将改善企业体质、提高竞争力从而最终强化国家竞争力这一时代责任具体化的良策。可以与零部件企业共同进军海外,并把在当地生产的价廉质优产品引入国内。在大楼建设项目中,继工程企业之后,随着大楼自动化系统的引进,软件企业也携手进军。同业种间的技术及零部件共享可以避免过度的技术使用费支出,异业种间的携手则通过增进对对方的理解而具有防止过度竞争的效果。扩大这一做法的政策支持与企业的开放心态,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强调。 ◇正通过计算机进行汽车设计的设计师们。全球汽车企业不仅在这类设计上,还在设计、资本、技术、零部件、销售等经营各环节构筑蛛网般的合作关系,以应对庞大的开发费负担和竞争。
1996-03-26 | 【륵별취재반=朴遠培 閔炳昊 白在鉉〈산업1부〉】
企业活国家才活 本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型策划系列29 生路在于“共有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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