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1979年“12·12”之后,次年即1980年10月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经全民公投生效。 在此之前,宪法修正草案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关于“劳动三权”的条款,这也成为争论的焦点。 民正党在党部召开了公听会,参加者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国会劳动委员会委员,以及学界、新闻界和劳资双方代表。 这场公听会极为重要。 众所周知,我国宪法承认劳动三权,但同时载有为公共福利可依法律加以限制的条款。因此在学者和劳资专家之间也存在诸多争论。 美国和英国并非成文法体系,宪法中没有特别条款,但二战后走向民主化的德国和日本则有浓厚的倾向,将劳动三权视为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 战败的德国规定任何法律都不得限制这一权利,日本则是全面承认,没有任何保留条款。 当时的政党和国会议员中,有首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玄敬大议员、新闻界出身的南载熙议员,以及众多劳工界出身的议员,但经济界几乎没有。民正党方面由元老尹吉重议员参加。引人注目的是,韩国劳总代表为当时的事务总长李童俊(后任劳动部次官),经总代表则是身为常任副会长的我。李总长是观光工会委员长,出身忠北,为知识分子,理论条理清晰。他强烈主张劳总的立场是必须确立没有保留条款的劳动三权条款,此外还必须写入利益均享权和经营参与权。 当时以韩国广播公司为首的各家电视台对公听会进行现场直播,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而热烈。轮到我发言时,我逐条列举理由反驳劳总的主张,指出那些主张不符合现实,是无法实现的理想。 所谓利益均享权,就是要与劳动者共享利润,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提供劳动、以此换取工资,不能像股东那样参与利润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式的想法,我对此予以痛斥。 不仅如此,我还指出自由主义国家中几乎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先例。 接着关于经营参与,我强调德国的共同决定法中存在仅德国才有的“监事会”,即让劳动者代表参加的董事会,由该董事会选出三名执行董事,其中包括劳动者代表,而该董事会在任期内绝不介入执行层面,这是一种独特的制度。 并且我指出,我国企业界连共同出资者之间都常因意见不一而陷入困难,更何况让想法不同的劳动者参与,一旦不顺,其本人可能被本单位劳动者指责为御用,或反过来事事反对,从而导致企业无法作出决策,因此这一制度对我国现实而言尚有很大距离。 这样的唇枪舌剑激烈展开了一整天,我想通过电视也已让全体国民充分了解。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意外的电话。是远在丽川工业园区的湖南炼油会长具平会(现任贸易协会会长)打来的,他鼓励我说,为代表企业界发言辛苦了。此后数天各界各层的电话不断打来,我无法一一接听,甚至发生了更换电话号码的小插曲。
1996-03-12 | 雅后 尹能善 〈미래사회硏 회장〉
财界回顾——题字:权昌伦<2565> 经济团体人生40年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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