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 94年零售物价暴涨25% 这是与我国定期国会性质相同的会议,将处理审批第九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1996~2000)、至2010年的长期发展计划以及本年度政府预算案等例行议题。 本次会议的精华仍集中体现在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强调,在九五计划期间将尝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把传统的计划经济更明确地转向市场经济,二是摆脱经济增长的外延性,今后追求“内涵式增长”(集约型增长)。 中国人的话里有骨头。细细品味李鹏的话,归根结底是要在经济上“以稳定为取向,全力维持稳定”。这似乎正是当今中国政府想表达的要点。 在八五计划(1991~95)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1·7%的高速增长。但在其后半期的94~9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张、货币供应量急增,不得不承受高通胀的代价。自去年起对固定资产投资急刹车、强化宏观调控,扑灭了急火,正在恢复平稳,但要说稳定基调已经确立还为时过早,其“爆发性”尚未消退。 94年是中国通胀史上最高的一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显示,94年9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消费者物价上涨27·4%,零售物价上涨24·6%。这意味着自93年7月以后,连续14个月物价涨幅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从这时起,所有生活必需品开始全面涨价,88~89年间那种惊人的通胀再度上演,在通胀持续时间和幅度上都创下了“最高纪录”。 低收入劳动者不满膨胀 中国领导层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呢?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好结果”,而增长是“有尽头”的,这应当就是经验。增长之后总会引发通货膨胀,作为增长的代价必须承受高通胀。 因此决策者总是不得不在增长与通胀之间苦恼:怎样才能维持“均衡”,把选择的“重量”放在哪一边。也就是说,增长与通胀之间总存在着类似跷跷板的“微妙交换”关系。特别是从实体经济强劲的中国现实来看,要在两者之间维持那种“最佳状态”非常困难,即使维持住了,也像“半日之露”,难以守住一年。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认为必须避免“最坏的选择”。由于中国经济与过去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相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到无法比较,人民如今也具备了一定的通胀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相信可以在适度增长与一定水平的通胀之间找到“妥协点”。 然而现在是如履薄冰的“敏感季节”。政治上邓之后的“不透明的稳定”仍在持续,长期受物价飞涨折磨的低收入劳动者的不满像气球一样膨胀。如果高通胀持续下去,人民恐怕会起而“把江泽民拉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若政府“选择”经济的低增长与低通胀又会怎样呢?能否把那巨大的“失业与不景气”统统塞进“邓小平的棺”里呢? 苦寻增长与稳定的接点 那么,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稳定的标准是什么?仍然是通胀水平。若中国经济的通胀水平低于人民储蓄利率(6·3%),则视为基本稳定状态。通胀率若在10%以上,则被评为严重不稳定状态;若超过15%,人民的全部储蓄和债券将变成“白水”,政治危机的台风便会袭来。想一想去年中国经济通胀率为15%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中国政治维持的是何等“不安的平静”。 中国经济究竟会追求何种水平的“稳定增长”?又能否摆脱迄今为止增长与通胀的顽固相关关系?例如,能否摆脱为经济增长而景气过热—社会总需求膨胀—通货膨胀—经济宏观调控与调整—总需求紧缩—投资减少与增长放缓—通胀下行的“恶性循环”。 若中国经济走向稳定,究竟会选择哪条路线,其结果又将对中国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变化正备受关注。
1996-03-06 | 吳鎭龍<칼럼니스트>
今日中国 北京的通胀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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