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价格的偏见 市场经济由无数自发的交换构成。 此时,在交换行为中充当信号灯作用的就是价格。随着价格的涨跌,参与市场的人们自行决定是否交换自己拥有的知识性、体力性的知识或信息以及能力。 然而,对交换或价格的偏见,其根源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即便在今天,雇主以低工资剥削劳动者、大企业不当对待小企业而受到指责的情况也很多。仔细审视这些情形,会发现偏见源于人们对自发交换的无知的情况意外地多。 对市场经济的正确理解,始于理解自发的交换行为。因此,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更多的人,必须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发的交换行为轻易实现。 信赖市场经济的人(市场主义者)对人与知识所持的信念,与社会主义者或政府干预主义者截然不同。这里的政府干预主义者,包含主张强力政府干预的修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等大部分流派,他们对人或知识的看法或许在程度上有差异,但与社会主义者并无大的区别。 市场主义者对每个个人给予相当的信赖。换言之,个人在决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时,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当钱从自己的钱包里流出时,大多数人都会变得非常精明。然而,在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则大不相同。 因此,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主张,应当放手让参与市场的所有人各自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这里所说的放手,是指只要依照各自的计划和目的进行的交换行为不是在强制或强迫之下完成的,就应承认充分的选择自由。在这里,市场经济也被直接当作自由放任的同义词使用。 然而,自由放任这个词所含的意味并不太好。人们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允许无限的自由就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承认无限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只承认有节制的自由。 有节制的自由究竟是什么?在威胁他人、欺骗他人的行为横行的社会里,市场经济无法开花。市场经济只有在彼此信赖、彼此可以预期时才有可能。并非所有人都非常善良、值得信赖。因此,市场经济拥有法律和制度,以使个人的自利活动不侵害他人的自由。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之内,人们的自利活动受到保障。 特别是,为了顺畅的市场经济,需要哪些法律呢?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法律与制度也日趋复杂。但其原型可以在有关财产权与契约的法律,以及禁止诈骗或欺瞒的法律中找到。 为了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正确的法律极为重要。现存的实证法由上至宪法、民法、商法等各种法律构成。究竟什么样的法才是正义的法?法律应促进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与自发的交换,违背这一原则的法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理逐一加以修正。 需要有节制的自由 二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或强调政府干预的福利国家。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私有财产权的过度干涉与介入,最终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在此期间,以公益、公平分配或保护弱者等看似正当的名义,制定了无数法律。然而,尽管这些法律怀有善良的意图,事实却告诉我们,政府对个人私有财产或自发交换的积极介入,会把个人与国家的生计推向毁灭。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已经宣告终结。瑞典、挪威、法国以及德国等国家曾选择的强力政府干预主义也正面临危机。但人们至今仍无法信赖市场经济。至今仍对政府计划与干预难以割舍的人,心存疑虑:难道真能把一切放任给狂暴的市场吗? 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主义难道不能成为建设更好社会的替代方案吗?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底层,铺陈着一种傲慢感——认为第三方机构(政府)能够整合协调所有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并且,它还植根于一种自负:认为第三方机构能够准确掌握与市场上发生的各种现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知识与信息。然而,既无法把个人所持的知识与信息汇集于一处,也无法准确掌握市场上产生的知识与信息。 举例来说,看看某家企业投身特定事业的情形。政府常常以过度重复投资为理由,表示不批准新增投资。姑且不论什么才算过度重复投资,过度重复投资论的背后存在一种自信:认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政府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一样掌握知识与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成功执行计划。然而,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具备综合无数直接间接影响世间事件的知识与信息之能力的绝对者。 因此,市场主义者主张,作为次优之策,应由站在现场的人、自身利益与之相关的人、以及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自行决定。把这样的主张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我们便会得出小政府与放宽管制等结论。因此,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小政府就像硬币的两面。 那么,市场主义者与否认政府功能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同吗?并非如此。政府是制定法律与制度的存在。此时法律与制度必须彻底成为使个人私有财产权与自发交换得以良好实现的安全阀。 当有人主张,政府可以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与国家竞争力而带头介入财产权与交换时,我们首先应当怀疑其真实用意。其次,政府应当关注于使消费者或选民变得有见识。消费者或选民越精明,就越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比消费者或选民的明智选择更能让生产者或政治家感到害怕。 通常,国防等公共品的供给功能也是政府应承担的重要职能。然而,传统意义上被称为公共品的电力、通信、铁路及港湾等几乎大部分,如今都能由民间企业更有效、更便宜地提供。即便在公共品供给方面,政府的职能也在日渐缩小。最后,为无法凭自身力量参与市场的肢体残障者、老弱者、儿童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统一后的韩国究竟应成为怎样的国家?如何才能成为虽小但强大的国家?在此我们站在了选择的岔路口。韩国的今天虽不完美,但幸运地是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相遇而实现的。今后同样无法摆脱列强夹缝处境的韩国人的未来,唯有通过让更彻底、更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才有可能。 虽小但强大的国家 完全的市场经济,将是以更少的政府、必要的最低限度管制为原则,把大部分权限交由个人的体制。一言以蔽之,让双脚立于职业战线上生活的人们尽情发挥自身才干,并能把由此产生的努力回报归为己有的体制,正是统一韩国应走的道路。 这究竟能否轻易实现呢?无法乐观。像弗朗西斯·福山那样的学者预告社会主义的终结。但笔者想预见的是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复活。如今没有人正面赞颂社会主义。然而,这个国家仍有众多知识阶层,把与社会主义者相似的哲学只换个包装四处贩卖。这类知识阶层所贩卖的知识,正为一般国民本来的心性,即亲社会主义倾向增添确信。 人原本并不是被造得能够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是在极近的时期,我们被迫不得不接受的状态下产生的。如果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怀有回到过去的心情。共同生产、共同分享、只存在温和竞争的那种温暖社会,或许正是我们本能所渴望的社会。尽管那样的社会完全无法为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也许依然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厌烦不已。 新社会主义的复活 因此,社会主义随时都可能复活。若福山理解深深扎根于大众与知识分子心性之中的对市场的偏见与误解,以及亲社会主义的原始本能,他便不会谈论社会主义的终结。反倒说如今必须为新社会主义的复活做准备,才更为正确。 应当做什么、如何去做?只有清醒的国民才能选出有远见的政治家。有远见的政治家应当做什么?必须明确认识到,除市场经济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这一事实。 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是朝着更完全的市场经济改善一切法律与制度。需要把对内对外开放接受为必然趋势,并整备法律与制度,使各个经济主体以自由与责任这两项行动准则生活。 法律与制度就像一种激励制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投资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未来的激励制度应强调竞争的逻辑而非公平的逻辑。而政府应止步于充分履行作为竞争守门人的角色。 如果世上只有我们独自生存,那么选择何种制度都没有问题。然而世界正迎来开放时代的展开。世界各国都在倾注心血以具备更好的体制。唯独我们不能在这样的环境变化中落后。构建这样体制的问题,不仅将对我们这一代,也将对下一代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 对于朝向更完全市场经济的法律与制度变革,是偏好宪法改革那样更激进的措施,还是偏好渐进的改善,这需要我们所有人汇集智慧。 虽然找不到极为理想的国家,但我们朝向市场经济的选择,应从智利与新西兰的改革中获得诸多教训。
1996-03-05 | 孔柄淏<韓經硏 산업실장>
企业兴则国家兴 26 本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型策划系列 “法律·制度应与市场经济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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