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2-27 | 朴遠培 閔炳昊 白在鉉

企业兴则国家兴 25 本报创刊35周年纪念大型策划系列 政策一贯性“零” 究竟该随哪个节拍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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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时代,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组织与形态、过度限制企业规模,可能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文化虽以各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特性为基础,但随着国际化推进,国际社会普遍化的价值观正在扩散。由此,企业经营也进入了比共同体式意识结构或社会责任更强调效率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此类政策应予重新考虑。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大企业在国际上仍未脱离弱小状态的情况下,适用强力出资限制之类的MRFTA,将导致企业活力萎缩。’ 这是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下属韩国经济研究院最近发表的《韩国资本主义与企业治理结构》报告的内容。在该报告问世之际爆发的,正是现代集团买入国民投资信托持股问题。政府将通过所谓“卫星财阀”买入持股界定为“变通手法”,并以现代自行撤回的形式,取得了其出售国民投信股票的承诺。 从法律上看,现代买入国民投信很难发现特别的违规事项。但政府通过“行政指导”使现代举了白旗。在此情形下,韩经研的报告因再次确认了政府财阀政策所存在的问题点而引人注目。 起初政府对现代买入国民投信股票袖手旁观。但在舆论压力下——被指纵容财阀的章鱼式扩张——政府才迟迟对现代的行为踩下刹车。 罗雄培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表示:‘投资信托业法将现有投信公司按系列的持股上限规定在15%以内,其宗旨是防止特定大股东左右经营’,并称‘已指示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对现代收购国民投信持股展开调查’(17日记者恳谈会)。推翻既有立场 罗副总理的话,等于是可将所谓卫星集团纳入“特定大股东”的“有权解释”。但这一发言的问题在于,它可能大幅动摇政府此前推进的财阀政策。 为防止财阀章鱼式扩张,政府一直积极引导通过系列公司分离与合并实现专业化。主要集团也以系列公司分离和整合予以积极响应。然而此次对现代的措施,结果成了否定这一既有政策。 将卫星集团界定为处于母集团影响之下的特殊集团,使此前推进的分离或合并的意义褪色。 卫星集团是媒体造出的用语,指因各种原因从母集团分离出来的新企业集团。目前政府在法律上也承认其与母集团的独立性。然而此次却把根源在现代、但在法律上明显处于独立关系的金刚集团与星宇集团的持股买入界定为“变通手法”。由此,政策执行中最基本的条件缺乏一贯性,政府自己招致了巨大混乱。 此次措施引发的问题不止一两个。 首先,为防止此类事态再次发生,若把卫星财阀界定为“特殊关系法人”,可能引发的问题会意外地扩大。即迄今通过系列公司分离推进经济力集中缓解、所有权分散以及专业化的政府政策,将难以再具正当性。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对卫星财阀的明确概念界定。要使这一问题在法律上具备正当性,首先需要明确的概念确立,并且必须就该概念形成社会性、经济性的共识。 但卫星财阀尽管用语简单,其性质在各集团间差异很大,若适用一刀切的规制法律,显然会招致不少矛盾与反弹。现代的卫星财阀与三星的卫星财阀,以及LG、东亚、味元、韩一等各集团的卫星财阀,在诞生背景、经营状况、与母集团的关系等方面都截然不同。 以行政指针解决现代的国民投信问题,也引发了政府助长财阀间矛盾的批评。最典型的事例是围绕Dacom持股展开的LG与东洋集团的矛盾。政府将卫星集团界定为特殊关系后,Tongyang公开提出了Dacom持股问题,宣布‘将不进入新通信业务,只专注于Dacom经营’。此种宣布的背景很明确:持有Dacom持股的胜山、国际电线、喜星金属、多和产业、三政、Mediart等与LG存在特殊关系,因此主张应与现代出售国民投信持股一样适用相同规定。 对此,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立场含糊,称‘尚未展开调查,无法置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这种立场,只能说是行政指导所具有的根本性局限。特别是在政策一贯性方面,公正交易委员会不得不背上沉重包袱。既然Tongyang已正式提出Dacom持股问题,看来不会就此搁置。若政府不对此适用与现代相同的行政指针,Tongyang很可能就此委请公正交易委员会调查。届时公正交易委员会究竟应采取何种立场。 这种政策缺乏一贯性及由此产生的混乱,近来在大型项目中频频暴露,正在损害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无视专业化原则” 事例非常多。发电设备一元化解除、政府反对现代参与炼钢业务、围绕允许三星集团直升机业务而展开的航空企业间矛盾等,追究原因都是政策缺乏一贯性。 最有代表性的是通商产业部关于解除发电设备一元化的政策。政府曾屡次表明要解除韩国重工业在核电和所有火力发电领域的垄断,但在年初公布的一元化解除中,以核电需要高度技术为由,并考虑到灵兴岛火电,把800兆瓦发电设备排除在一元化解除对象之外。 然而在业界反弹加剧后,通商产业部修改政策,称包括800兆瓦在内的火电全部解除。问题由此开始。韩国重工业为承接1万亿韩元规模的灵兴岛火电,不得不与此前从未有过的民间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于是再次主张将灵兴岛火电排除在一元化解除对象之外,通商产业部迟迟无法决断、摇摆不定,业界深感不安。韩重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面临1997年采购市场开放,若能承接灵兴岛火电,就可从根本上封堵民间企业参与国内大型发电设备订单。业界则相反,认为此次若错失灵兴岛火电,事实上将很难承接火电主机订单。在市场开放前夕,韩重与民间企业的拉锯持续,而政府无法提出一贯政策,混乱进一步加重。 三星航空8座轻型直升机相关技术引进申报书获受理,也成为引发与大宇重工业、大韩航空等矛盾的因素。三星集团提交并获批的事业计划书称,将从美国贝尔直升机-德事隆公司引进双发引擎民用直升机技术,自1998年起正式投产,到2012年生产、销售1200架,即全球双发轻型直升机需求的一半。对此,大宇重工业与Korean Air Lines反弹称‘这是完全无视政府此前在航空产业政策中强力推进的专业化、系列化原则之举’,‘是为了让三星集团独吞航空产业’。 业界不安 现代集团推进的一体化炼钢厂建设项目也是如此。对此政府坚持不许可立场,称‘可能引发供给过剩和环境领域问题’。然而同时又允许现有企业扩产投资,在政策一贯性上受到说服力不足的批评。 每当此类问题被提出,被指摘的都是决定政府政策的因素。即在新事业决策中,政府把供需动向当作传家宝刀来使用。 但化学、半导体、汽车等领域,政府作为新进入依据提出的供需动向,几乎从未准确过。尽管如此,政府仍以此固守对新事业的立场。 供需动向实在是不确定的数字。举一例,政府仅在两年前还发表了X-5项目,其核心是国内汽车产业到2000年跃升为世界五大生产国。然而进入五大生产国去年就已实现。 此类事例很多。尽管如此,政府在新事业问题上仍执着于供需动向。但相关企业一致指出,随着开放化,这种逻辑只能失去说服力。 政府政策要获得利益当事方的共识,一贯性是核心。特别是在4月总选前夕,在经济本已被批评为受政治逻辑左右的情况下,政府缺乏一贯性的政策将成为加重对政府不信任的因素。 特别采访组(产业1部) ◇政府政策要获得企业支持并顺利推进,需要保持一贯性和公正的“标尺”。最近围绕解除发电设备供给一元化措施,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相关企业强烈反弹,这在政策一贯性方面给出了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