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组织未能很好地适应急速的时代变化”“公务员应自行醒悟时代潮流,彻底觉醒,开始充分发挥沉睡潜力的自我改革。” 这番乍听像在野党政治人物竞选演说的话,其实出自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今年1月发表的《政府改革》报告,该报告在分析发达国家案例的同时,直指韩国政府与公务员的低效率。 与过去单方面为政府政策提供支撑不同,近来KDI时而发出近乎惊险程度的批评声音,引人注目。 在22日文人政府成立三周年前夕举办的“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政策协议会上,KDI也对政府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效性提出质疑,并正面反驳称,其原因在于过去政府主导经济运营的惯例,导致对民间市场秩序自我调节功能的信任不足。 此外,24日KDI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政府各项中小企业对策的问题,发表了对政府政策实效性提出质疑的各种结果,令许多习惯于“KDI=政府政策宣传”这一成见的人感到困惑。 围绕近来这一系列“事件”(?),也有分析认为,是不是在有实权的院长坐稳位置后,KDI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选时曾是YS阵营一员的车东世院长,去年3月就任伊始便表示要为研究院挡住政府各种临时性资料要求,强调提升研究院的独立性与专业性。 按编制KDI仅为次官辅级机构,但在过去开发年代,被评价为行使了不亚于长官级机构的政策影响力。 在历任院长历任长官或经济首席秘书等、颇为得势的时期,与院长出身者在政府内的地位相应,博士级研究委员与主管部门旧经济企划院对接的首要渠道多为局长级,其角色也偏于政策咨询等“指点一招”。 研究院某博士感叹时代变迁:“最近业务协商对象的级别降到了事务官级,连见课长都不容易。”“而且与过去做政策咨询不同,如今已沦落为只编写参考资料的主事级(?)机构。” 当然,也有人指出,这种地位变化的背景之一,是长期支撑KDI的资深博士自1990年以后相继出任国策及民间研究所所长而流失,使研究力量大幅减弱。 背负着官方研究机构这一结构性局限的KDI,在有实权院长的庇护下,今后能将独立步伐扩大到何种程度,备受关注。
1996-02-27 | 李炯周
KDI连番〃反叛〃…摆脱官方研究机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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