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评价该书称:“它极为生动地描写了1920年代以后席卷中国的动荡中,中产阶层所经历的枷锁。” 《华盛顿邮报》则盛赞其为一部对本世纪中国悲剧性生活不留任何疑问、动人心弦的故事。 这些都是对张戎回忆录《Wild Swans》(副题:中国的三个女儿)的书评。该书结尾出现了这样的段落。 1973年夏天,大学招生选拔开始。四川大学外语系只给成都轻工业局分配了一个名额,而该工业局下属有23家工厂,于是每家工厂指定一名候选人参加考试。张戎各科都取得优异成绩,英语口试更是拿下成都全市第一。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态突然发生:只重视学业成绩被斥为“资产阶级专政”,考试随之作废。选拔标准只剩下“政治素养”。作者叹息道,如今进大学的唯一出路只有“走后门”。 四川大学的选拔委员大多是父亲的同事,是敬重他在文革时敢于向毛主席写抗议信而备受磨难的勇气与高洁人格的人。然而父亲以“这对没有门路的人不公平。如果事情都靠人情请托来办,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为由,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在又哭又闹的女儿逼迫下,父亲被拉到选拔委员住院的医院,却说道:“原谅我吧。这件事我做不到。”随后颓然坐到长椅上。女儿虽然愤怒,但理性地接受了父亲在这片道德荒原(Moral Void)中坚守道德原则的困境。 这一生死攸关的危机最终由母亲的四处奔走化解,作者终于入学成功。她1978年赴英国留学,成为语言学博士,如今任伦敦大学教授。张戎的父亲把道德置于心爱女儿的前途之上、始终拒绝“走后门”诱惑的凄然身影,想到今天我们的现实,令人感动得落泪。 这一段让人重新思考:在我们父辈、祖辈一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为何到今天却要如此颠倒。另一方面,对于那位四处寻访选拔委员长夫人、会见各系主任、抬出女儿考试成绩,从而赢得这些暗中排斥毛思想的知识阶层同情的母亲的现实主义,我们又该如何评价? 独立志士的子女因未能受教育而成为国家的负担,而亲日派的后代却在优越环境中接受良好教育,不仅保全家族,还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这种现实的矛盾令我们十分困惑。 理想与现实的标准应置于何处,是困扰我们的课题。
1996-02-26 | 洪海竣 (LG엔지니어링 사장)
扶轮 野生的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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