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96年上半年,将由日元贬值、美元升值主导的低油价、低利率的“三低”现象引领世界经济。 那么这次的“三低”与80年代后期的“三低”现象有何不同?不同在于并非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而是相反的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即,日本日元走弱,美国美元走强。不仅如此,80年代后期还有美国这个广阔而自由的巨大市场。得益于此,在日元强势的夹缝中全力出口,结果实现了12%左右的高速增长。 然而如今日元跌至1美元兑107日元水平,日元竞争力提高,我们在美国市场与日本产品竞争变得十分艰难。加之美国市场也不像80年代后期那样自由。而“三低”现象中的低油价,上次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价格跌至每桶17美元区间,国内柴油和煤油价格却反而上涨了。因此最后剩下的只有国际低利率的好处。但我国企业除部分在海外使用当地融资的大企业外,与低国际利率相距甚远。举个近例,伦敦银行间利率(LIBOR)中欧洲日元6个月期仅为0.56%,而我国利率至少在12%以上。 承担如此高的利率,我国企业能与日本企业竞争吗?加之日本的日元汇率处于1美元兑107日元水平,与一年前相比日本产品价格便宜了7%以上。承担如此高的利率而使我国企业持续参与国际竞争,近乎奇迹。 企业负担过重 回顾起来,我国在80年代后期“三低”景气期把海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方向搞错了。日本自1936年当时号称最强的关东军在“诺门罕”前线大败以来,果断清算了北方政策。二战后也已依据“岸计划”,果断投资于东南亚多个高增长地区。结果,那里产出的价廉质优的产品正与我国产品竞争。这些地区,例如以新加坡为中心、涵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方三角地带”,以泰国南部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北部“巴特”地区,以香港为中心的中国福建省、广东省及台湾的华南经济圈等。举一例,面对最近位于马来西亚的索尼当地法人生产的大型电视机,在质量、价格以及多样功能性方面,我国同类产品在美国市场究竟能否竞争,令人怀疑。 如今,我们必须果断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是时候思考,当年究竟是因为商业上算得过账才要向俄罗斯或东欧等地投资,还是因为轻率地被3年宽限5年分期偿还的长期低息资金、或者远期信用(usance)、出口保险等金融优惠所吸引。既然终归是要偿还的钱,就应当想一想其利率是否真比现在的日本欧洲日元利率便宜。一年韩元价值下跌10%或20%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在要加入OECD这一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当下,且不说商品和服务流动的经常项目交易,自92年以来为股票投资而流入的非居民外汇净额就多达超过120亿美元。仅从资本交易净流入的规模看,外汇供给增多,韩元价值不得不上升。那么,我国企业要靠什么办法,在被高估的韩元本金上支付超过12%的高昂韩元利息还能做成生意,并诚实缴纳税金和准税金呢? 应与国际水平接轨 因此,最近外国机构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韩国投资品种令人意外地既不是电子股也不是汽车股,而正是金融机构股票。因为金融产业恰恰受到政府最多的过度保护。我国国内利率至少比国际利率高出2倍以上,存贷款利差至今仍远高于发达国家,不正是出于这种缘由吗? 此外,正因为这种高企的国内利率水平,在债券市场自由化前夕,世界一流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纳入品种中列入了我国的固定利率债券。特别是与94年末相比,截至今年2月10日韩元比日元还要强7.7%,因此韩元计价债券除高利率外还可享受丰厚汇兑收益,实可谓一举两得。这些机构投资者的债券偏好倾向,正引发抛出好不容易回归正位的股票、转投固定利率债券的所谓“挤出(Crowding Out)”现象。 因此,应对新“三低”现象的对策已经明确。如今在新“三低”的好处消失之前,我国当政者和货币当局务必付诸实践的,是把我国利率哪怕下调一点,使其变为一位数。以此减轻企业的利率负担,哪怕向国际利率水平靠近一步。这正是最首要的中小企业政策,同时也是通过提高以我国制造业为首的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国际化、全球化的捷径。
1996-02-15 | 李在雄 (前고려경제硏 사장·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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