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引发社会争议的投资信托公司确定收益率保证书风波,正向银行界等金融机构扩散。收益率保证书源于韩国金融机构的错误惯例,但对其法律效力各方意见相左。此外,投资者能否要求投资信托公司按保证书履行,这一法理争论目前也正在法庭上进行。主张投信公司保证书无效的梁时庚律师认为,应将证券交易法第52条的解释方式同样适用于投资信托;与此相反,成旼燮律师表示,证券交易法与投资信托业法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因此不能以同样方式解释。现通过特别撰稿来看两人的争论。【编者注】 简历 ▲1982年2月 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 ▲1983年 进入外汇银行 ▲1989年 通过第31届司法考试 ▲1992年 司法研修院修毕(21期) ▲现为YMCA市民权益保护律师团律师 有句话说“挂在耳上是耳环,挂在鼻上是鼻环”。一言以蔽之,意即无法相信法律和处理法律的人。看到关于投资信托公司出具的收益率保证书法律效力的争论,尤其看到所谓法律专家们各说各话,不知心中焦灼的投资者是否正发出这样的冷笑。 无财经院长官批准 或许笔者这篇文章反而会给这些人增添更多混乱,对此也颇为担忧。但希望大家理解,法律终究会因解释者的观点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 受益证券是经财政经济院长官认可后发行的。然而证券投资信托业法规定,须事先取得财经院长官批准,方可作出所谓保证收益率的约定。目前成为问题的股票型受益证券,正是在未就此类保证收益率约定取得财经院长官批准的情况下发行的。 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主张:投信公司与投资者作出保证收益率约定,违反该法规定而无效。 持此主张者指出,证券交易法第52条规定“禁止证券公司或其职员在有价证券买卖交易中,向客户承诺承担该交易所产生损失的全部或一部分并进行劝诱的行为等”。此外,似乎还将韩国大法院判决认定违反该规定而与投资者缔结的约定无效这一点,作为有力依据提出。 然而法律解释首先应依据该法的目的与精神进行。证券交易法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公正的交易秩序,并直接规制投资者;而证券投资信托业法的根本目的更在于保护投资者。因此应认为,认定违反证券交易法第52条的行为当然无效的韩国大法院判决意旨,与本案根本不同。 投信公司是证券投资的专家。若该投信公司仅为追求利润而随意经营,其损失将转由一般投资者承担。因此有必要监督投信公司的业务,证券投资信托业法由此制定。所以,仅因规定形式相似,就把只有取得财经院长官批准才可作出保证收益率约定的证券投资信托业法规定与证券交易法第52条作同样解释,是不妥当的。笔者的见解是,证券投资信托业法上的该规定只是对投信公司的业务监督规定,并非直接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所谓强制性规定。 保证书优先于条款 此外,证券投资信托业法本身并不禁止保证收益率约定,故也不能认为该约定本身违反善良风俗及诚实信用原则。 一言以蔽之,保证收益率约定确实不具备证券投资信托业法上的事前批准要件,但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就认定保证收益率约定无效。 参照大法院承认违反外汇管理法行为的法律效力之先例,此种法律解释绝无奇怪之处。 当事人契约未成立 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主张认为,投资者持有的证书上明示了不得作出保证收益率约定等条款,或机构投资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强迫投信公司作出保证收益率约定,故属无效。 但看来投信公司并未向投资者明确说明该条款内容,故依据关于条款规制的法律第3条,该条款内容不能成为当事人间契约的内容。 更进一步,即便此类约定的效力被否认,投信公司也应赔偿因公司或其职员在职务相关范围内所为该行为而使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此时机构是否也可请求损害赔偿,似有若干争议,但至少由机构与投信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才符合法律情感。 结论而言,笔者认为保证收益率约定初步有效,纵使约定本身无效,投信公司也有责任对信赖该约定而投资的投资者所受损失作出部分赔偿,且相信这一结论亦符合常识与法律情感。 <律师>
1996-01-20 | 成旼燮
争论 [投信公司保本承诺书]有效 投信业法“禁止”属业务监管层面 非法律强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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