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01-13 | 成旼燮<변호사>

投稿 如何看“投资信托保证书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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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信托公司的确定收益率保障保证书正引发社会波澜。 表面上看,承诺给予一定收益后又违背承诺,投信公司的这种行为对以信赖为生命的金融机构而言是不该发生的。 但从法律上看,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受益证券是依据《证券投资信托业法》事先获得财政经济院长官批准后发行的。此外,《证券投资信托业法》规定,所谓“保障收益率约定”只有在获得财经院长官事前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进行。 目前出问题的股票型受益证券,是以不得作此类保障收益率约定为条件发行的,因此才成为问题。当然,投资者持有的证书上也明示了该内容。投信公司如今声称无法承担责任,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证券投资信托业法》根本上是为保护受益人而制定的,因此该法的限制性规定也应被视为是政府为保护受益人免受受益证券滥发之害、防止经济秩序混乱而设。因此,即便投信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保障收益率约定违反法规,其效力也不受影响,笔者作此判断。 另外,即便投资者所持证书上明示了与约定不同意旨的条款,原则上也不构成问题。《关于条款规制的法律》也规定,存在与格式条款内容不同的个别约定时,个别约定优先;特别是银行监督院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意旨。 因此,如果投信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确实签订了保障收益率约定,那么投信公司理应履行该约定所产生的责任,这是笔者的法律见解。 万一该约定的效力被否认,投信公司也应在一定范围内赔偿投资者因公司或其职员在与职务相关的行为中所致的损失。 笔者想强调,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考虑受损小额投资者的立场。因为与主张受损的机构投资者不同,一般小额投资者中相当多的人在投资时甚至并不知道自己购买的股票型受益证券是什么金融产品、与存款有何不同、所谓保障收益率约定是否可以作出。 而且机构投资者持有投信公司出具的“保障保证书”这一书面证据,在证明事实上没有太大问题。相比之下,小额投资者中有的是在存折上用笔记下保障收益率,或仅凭广告传单及职员的口头承诺就购买了股票型受益证券,预计在证明事实存在方面将相当困难。 此外,由于金额较小,为挽回损失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过多,现实中也不容易获得法律专家的协助。在这一层面上,笔者希望能像外国那样有集体诉讼或代表诉讼等制度上的补充;不过退而求其次,以共同诉讼形式进行诉讼是可行的,目前YMCA等市民团体正在为此作准备,这尚属幸事。 作为与金融机构结缘、由此踏入社会的笔者,深知当前事态并非源于投信公司单方面的不道德,因而心情复杂难平。因为当前事态的根本责任,似乎在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受到制约、却又不得不进行无限竞争的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 希望以此事态为契机,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能朝着理想方向改善,也希望不要出现将全部责任推给投信公司或其职员、以其为替罪羊的政治性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