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乙珩 <崇实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来围绕所谓“5·18特别法”的制定,社会各界各阶层展开了热烈争论。国会也已由各党提交法案,进入具体审议。然而无论院内院外,法理阐述中充斥牵强内容,令人忧虑。 给人的感觉是,在“即使延长公诉时效也必须制定此法”的国民期望与“必须实现5·18清算”的历史使命面前,全体国民正在承受困扰。世界法律潮流的原则 此处不得不提出一项建议。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整理争论焦点。此法的制定,站在实证法主义立场上是无法了结的。 从刑罚不溯及原则(宪法第13条)与罪刑法定主义(参见宪法第12条第1项)来看,此法制定的问题点必将延续为无休止的平行线争论。因此,从世界法律潮流中寻找更高层次的答案也是可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的特色,是世界各国宪法均立足于人类生命尊严而制定,韩国宪法也大量得益于此。 更进一步,鉴于战后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友好关系、加强国际合作而作为国际活动中心机构诞生的联合国之目的与原则,以及各种宣言和国际条约,汇集智慧或许比反复争论更为明智。 韩国宪法规定:“依宪法缔结公布的条约及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具有与国内法同等的效力”(第6条)。 韩国已于1951年12月12日加入联合国通过的《防止及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又称Genocide条约)。 对屠杀者坚决惩处 该公约于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前一日(1948年12月9日)通过,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新型战争犯罪加以类型化的“危害人类罪”条约化,目的在于防止和惩处非人道行为。 依该公约,无论战时或平时,灭绝种族均属国际法上的犯罪(第1条),其行为者个人无论是国家元首、公务员或普通个人一律予以惩处(第4条),从而与其他战争犯罪的实施无关,通过实证法(国内法)确立了独立的国际犯罪,这一点值得关注(第5条)。 宪法明示条约效力 此处构成犯罪的灭绝种族罪,并不限于以摧毁国民的、人种的、民族的或宗教的集团为意图而实施的杀害行为,还包括精神危害、阻止生育措施等行为(第2条),并规定对此类行为的共同谋议、教唆、未遂、共犯亦一律惩处(第3条)。 此种法理可视为继承了前述同盟国设立的德国纽伦堡及东京远东军事法庭的法理。 德国军事法庭法理 这两地的军事审判将策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及共同谋议者定为“危害和平罪”,又将对一般人的杀害、非人道行为及其他定为“危害人类罪”,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凡属相关者均以战争罪犯惩处,由此形成了新的战争犯罪概念。 在该军事审判中,对“危害和平罪”与“危害人类罪”并未考虑刑罚不溯及原则及罪刑法定主义立场(以色列即以《纳奇及纳奇协助者惩处法》惩处了奥斯维辛屠杀主犯阿道夫·艾希曼等人)。 最大限度减少违宪争论 若援用上述逻辑,则不必刻意制定5·18特别法,而以“防止及惩处灭绝种族法”加以制定,反而可消除被误解为针对特定对象或报复的余地。 因此,将该特别法作为战后新现象,基于生命尊严与人权保护优先的法理,以联合国通过且韩国亦已加入的Genocide条约的国内立法形式制定,较之以延长公诉时效等溯及惩处为目的,更能最大限度减少违宪争论。
1995-12-18 | 李乙珩<숭실大 법대교수>
特别投稿 引入“防止屠杀条约”概念 消除特别法违宪隐患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