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对人生思考最多的时候,正是死亡近在眼前之时。本来“人生”一词里就含有“活着”的意思,然而非要等到死亡逼近眼前才去思考人生,或许是人的愚昧所致。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宇经济研究所会长金圣镇(64岁)可谓是对人生拥有“慧眼”的人。仅以青瓦台发言人和文化公报部长官的经历,就足以说明他人生的“华丽”;而另一面,与死亡搏斗的“肝移植”也支撑着他的另一段人生。说起来肝移植似乎轻巧,但这种手术必须以脑死亡者的生命为前提,器官来源本就不易,手术成功率也并不算高。且不说高昂的手术费,未能及时获得器官、在等待移植中死去的情况屡见不鲜,手术成功率因人而异,大约在50%左右,因此通过肝移植延续生命,可以说只有天生带着运气的人才有可能。或许正因如此,年末见到的金会长看上去超然得如同已达观世事之人。【编者注】 金圣镇会长接受肝移植手术是在1991年9月28日,地点是美国匹兹堡大学附属医院。在报社工作以及担任青瓦台发言人期间无法回避的饮酒与持续的紧张,最终导致了肝硬化。尤其是1991年初被任命为驻新加坡大使后,在接近热带的酷热中埋头工作,对他的健康造成了致命的恶性影响。结果金会长在新加坡任职连几个月都未能坚持,为接受被称为“肝硬化患者最后希望”的肝移植手术,来到了陌生的匹兹堡。 心中有多个“我” “等待手术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有好几个金圣镇,感到十分惶惑。有时想,为了多活几年,值得投入如此庞大的手术费吗?可紧接着又生出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欲望,于是反复盘算手术成功的概率。然后又想,不如就此了结、干净地收拾一切,为此苦恼;接着又好奇手术究竟什么时候能做……说到底,就是‘不活了’和‘再活下去’这两种念头之间的挣扎。” 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中间所经历的苦恼,不久便转入了力竭与做好死亡准备的自暴自弃状态。 “在放弃一切的状态下,我失去了意识。丧失意识是肝病患者的最后阶段。大概是被救护车送到了急诊室。在急诊室里意识微弱地恢复,睁眼一看,记得有一位陌生的神父站在身旁。” 金会长接受了17小时的肝移植手术,在昏迷状态中四肢被牢牢固定,度过了十天。他在昏迷中如梦般经历的事情,浸透着浓重的死亡气息。 “有一次朴正熙总统出现,带着凄凉的神情默默注视着我,然后悄然消失。又有一次,韩国日报社社主张基荣戴着黑色礼帽、围着围巾出现,久久俯视着躺着的我。接着,一位身穿黄色道袍的老人走过来,说一起走吧。我毫不犹豫地跟着去了。” 金会长跟着那位老人抵达的地方,是金光灿烂的中国式城池。 接受圣事,皈依天主教 “那位老人说,这里聚集着历史上所有的圣贤名君。我略一看,有刻着孔子和司马迁名字的门牌。忽然想见一见孔子,便推门进去,阳光太过强烈,眼睛都睁不开。左右转头躲避阳光时,眼前立刻出现了湛蓝的天空和辽阔的平原。我至今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祥和的风景。正陶醉地欣赏这美景时,忽然想到该回家了。于是刚一迈步,就从昏迷中醒来了。” 他从昏迷中苏醒是10月8日。在生死门槛之间徘徊、见到孔子、沉醉于美景之时,十天已经流逝。 “从昏迷中醒来后最先浮现的念头是:‘死就是生,生就是死’。而那令我陶醉欣赏的风景,就是自然、就是宇宙。” 因此,金会长在手术后形成了这样的想法:认识自然的法则并与之相合的过程,就是人生。正如自然有昼与夜、有春夏秋冬的和谐,对于仅是自然一部分的人而言,和谐才是最高的价值。 金会长强调,这样的想法对预防肝病也有帮助。 金会长先指出“肝病的原因是酒和‘焦虑操心’的心”,并解释说,顺应自然法则就不会有操心焦虑之事,因而也不会得肝病。 “为了领悟人生的最高价值是和谐,我竟必须跨越死亡的关口,我的人生因此实在是愚昧而无趣。” 他说:“对‘孝’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 “手术后意识恢复之后,主治医生对我说:‘你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肝,连最后一点都已硬化,只能全部切除。’那一刻,我因想到犯下了无法洗刷的不孝而泪如雨下。”因此金会长认为,好好保养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身体,才是孝的根本。 金会长留在一般人记忆中最强烈的部分,恐怕是10·26事件次日凌晨10月27日的记者会。作为政府发言人、时任文化公报部长官的他,在激动的情绪中流着泪正式宣布“朴正熙总统有故(逝世)”,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作了见证。 他在担任青瓦台发言人和文化公报部长官期间,也以认为对的事就一贯推行到底的“有主见派”而闻名。 “不过最近,连我自己都觉得人变了许多。首先是眼泪多了,看电视剧时也常常鼻头发酸。以前容易激动、非常情绪化,现在懂得平息激动,激情也消退了许多。自然界中一时的激荡固然总会有,但根本是和谐。因此人生也应以和谐为中心。” 死就是生 经历过生与死危险走钢丝的人,大多会领悟宗教的力量与价值。 “我原本没有宗教,后来在恢复室里听说,当我昏迷被送进急诊室时,从眯眼瞥见的那位神父那里接受了病者圣事。之后在1992年复活节,在医院病床上按照天主教仪式正式重新受洗。与一般信徒相反,我是先死了受洗,再活着受洗。现在我尽量努力去教堂。” 把原属他人身体的器官留在自己体内,必须承受不少不便。人体对外部侵入的细菌或异物具有自我防御和排斥的能力,而对移植患者来说,若不抑制人体这种免疫能力,移植的器官很快就会被破坏。因此移植患者必须终生每天不间断地服用免疫抑制剂。 然而服用这类药物会降低人体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也会带来另一种严重后果。金会长因此说“最可怕的病是感冒”。因为免疫力下降不仅容易感冒,一旦得了也不易痊愈,还很可能蔓延为其他疾病。但真正的困难并不只是这一点。 “我每天服用一种名为‘FK—505’的美国制药公司产品,这种药没有正式进口,只能通过旅行者等渠道筹措,极为不便。因此移植患者的团体‘新生命会’也向政府提出了建议,但至今没有什么明确回应。”每天服用免疫抑制剂 同时,金会长力主韩国国内也应尽快制定有关器官捐赠的法律。 “回国后健康恢复到一定程度,我本想撸起袖子正式投身于推动器官捐赠的运动。但在器官捐赠尚未合法化的情况下,这样的运动往往会给医疗机构、捐赠者以及接受移植者都带来困难。最重要的是,政府应积极着手立法,为医生在法律保护下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提供支撑。” 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最初最好奇的,是器官原来的主人是谁。但即便在器官移植已合法化的美国,法律也禁止公开器官捐赠者的身份。 “想知道捐赠者是谁,是人之常情吧。起初我非常好奇移植给我的器官是女性的还是男性的。但过了一个月左右,关于捐赠者的念头就彻底忘掉了。” 金会长在美国接受肝移植手术后回国,作为(株)大宇副会长重返日常生活,这也使人们关注他与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的关系。据悉,金宇中会长连金圣镇会长肝移植的治疗费都承担了。 “我与金宇中会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在担任文化公报部长官时期,听说大宇集团要设立一个面向新闻界人士的基金会,我当时觉得这位年轻企业家真是有了不起的想法。之后只是在正式场合打过几次招呼,仅此而已;而在匹兹堡等待手术期间,金宇中会长打来了电话。他说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快点恢复身体,并表示会寄来治疗费。” 起初“好奇捐赠者” 此后,对以“不会做生意”为由推辞的金圣镇会长,金宇中会长安排了(株)大宇副会长、大宇经济研究所会长等职位,帮助他恢复健康。 关于肝移植后平均能生存几年,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据说金会长接受手术时,匹兹堡大学附属医院的最长记录者是存活第7年的患者。 “我一直活得好像没有任何可以留给后世的东西。明年,我想把只背着长官或会长这类虚名活过来的人生,留成故事,至少传给我的两个儿子和女儿。” 金会长的人生似乎在说:当凭天运避开人类永恒畏惧的死亡时,所得到的并不是自信满满或喜悦,而是淡然与超越的姿态。 简历 ▲1931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高丽大学经济学系▲1956年进入韩国日报任记者▲1964年东洋通信社华盛顿特派员▲1968年同社编辑副局长兼政治部长▲1970年青瓦台发言人▲1975年文化公报部长官▲1980年联合通信社社长▲1983年韩国国际文化协会理事长▲1991年任驻新加坡大使期间 在美国接受肝移植手术▲1992年(株)大宇副会长▲1994年~现在(株)大宇经济研究所 会长
1995-12-15 | 정리=陳丙源
听名士说 生活为何 金圣镇大宇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肝硬化濒死之际重新发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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