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5·18特别法的真正意义,在于恢复曾被窒息的法治,纠正扭曲的历史。将15年前发生的悲剧送上审判台、清算错误的过去,不容有异议。 特别法制定的原则牢固到任何人都无法损害,但法治原理能否确立仍难以乐观。因为正在发生一些足以模糊特别法制定根本宗旨和国民要求的事情。 清算耻辱的历史应当公明正大,不能有一丝私心或政治谋略,但政界却陷入党派私利,议论纷纷、喧闹不已。尤其是限定处罚对象论以及反对引入特别检察官制度的主张,将会缩小特别法的意义。 不可能存在预先设定处罚对象的法律。法律更不可能被选择性适用。那将使意在实现法治正义的特别法反而损害法治的正义。 如今才刚进入决定立法的阶段。谁将受到多少处罚,按顺序应在事件调查结束、提起公诉后通过审判来判定。 国民至今仍未准确了解“5·17政变”和5·18的真相。只有查明真相全貌、让相关人员付出应有代价,才算清算了过去。国民正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相信正因这一要求被接受,特别法才得以制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若预先划定处罚范围,不仅有限制司法程序独立性的危险,而且无法洗去特别法是依政治判断立法、用于转换局面的印象。也不能排除成为另一场“标靶式整肃”审判的可能性。 “特赦”的讨论也还为时过早。特赦是严正调查与公正判决之后的问题。这也是需要国民同意的事项。 若有意公明正大地处理5·18问题,就没有理由不引入特别检察官制度。检察机关对新军部的内乱事件进行侦查、确认后,仍作出了“无公诉权”的决定。让同一检察机关再次承办同一事件,既不像样,也无正当理由。 无论政府还是执政党、在野党,都应帮助彻底查明5·17和5·18,使相关人员受到严正处罚。在防止法治再次扭曲、尽快治愈不幸历史创伤的工作中,不应有搅局者。
1995-11-28 | 서울경제
[社论] “5·18”定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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