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1-17 | 雅石 尹能善 <미래사회硏 회장>

财界回顾 题字:权昌伦 <2502> 经济团体人生40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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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周刊经济》展开的经济政策论争,以2·14货币改革为契机日渐升温。最受关注的论者有东亚日报的李东旭、高丽大学李昌烈教授、产业银行的黄炳晙、新闻界人士安霖、农业专家元容奭、财务部出身的李烈模等人。 首先,围绕美元使用政策、物价稳定与经济重建的优先顺序、税制整备与国民生活等诸多问题被提出,论争白热化。稳定还是增长,向来是“两只兔子”,很难同时追求。再加上国际收支,就成了三只兔子,极易形成不断相互矛盾的政策课题。李东旭先生曾向《周刊经济》寄来一篇题为“独占的白(白斗镇)财政”的文章。但我在校对时看错了字,竟成了“独权的白财政”。我为校对失误道歉,李先生笑着说独权比独占更好,就这样过去了。 与李东旭先生作为前辈的交情延续了四十多年以上,如今偶尔还两人一起吃午饭。当时的财务部长官白斗镇是政府成立后首位经济通长官,以明晰的头脑和推进力促成了所谓“白·伍德会谈”,并曾出任总理。 他在经济政策上可谓独树一帜,我想他与后来被称为推土机的张基荣一样,抛开功过不谈,都是在历任长官中展现出卓越手腕的人。但当时知识界的批判十分激烈,攻击的箭矢从未停止。然而李承晚总统对他的信任是绝对的。甚至还有这样一则煞有其事的轶事:李博士在景武台庭院散步时说“白总理办事很好,但权限太大是个问题”,并用一只手的拳头敲打另一只手的手掌。 无论如何,他在通货膨胀之中完成了经济重建,那真是从无到有的事业。要引进援助、维持国民生活,同时还要振兴经济,想必不得不苦战恶斗。 即便在那个年代,知识界建设性的论争与方向指引也确实值得肯定,如今回想起来,似乎没有一个人不是爱国者。 李东旭先生虽是东亚日报论说委员,但眼界宏大,又任东国大学经济系教授,理论条理分明。而且作为新闻记者对现实了解透彻,这一点与高丽大学李昌烈教授的经济理论形成了良好对照。后来李东旭先生说,从东亚日报的一线记者一直做到社长、会长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他在80年代东亚日报劳资纠纷的漩涡中饱受磨难,但仍被人们记住为不肯屈服于己见的新闻人。 李东旭先生与李教授同龄。李东旭先生头发半白,很早就显出老态,既像东方式的哲学家,又有一种在野者的风貌。相比之下,李教授则朝气蓬勃,仿佛在炫耀年轻。因此李东旭先生常评价说“我装老,李教授却太装年轻”。 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不久,在组织开发研究所(所长洪一荣)主办的济州岛研讨会上,以李教授为首,朴圣相、金成斗、朱鹤中博士、外国专家以及笔者被邀请担任讲师。 从那里回到首尔后不久,我与李教授在市内外交俱乐部一起吃午饭,他说自己58岁、血压约180,同席的尹泰叶常务和我便劝他要注意身体。可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登上白云台的李教授因心脏麻痹结束了一生。 我们茫然失措。多才多艺、总是显得年轻的教授再也见不到了。或许他是过于勉强了。 经济团体因其性格,必须既有学者气质,又要像新闻记者或企业家。特别是调查部门更是如此。因为要广泛了解,要有深度与洞察力,还要读懂企业家的心思。 因此我始终必须结识当时的学者、新闻人、宗教人士、官僚、政治家以及企业家,实际上也做到了。我像药铺里的甘草一样被编入政府的政策委员会,在资本主义的场域、财富与权力、金钱横行的纷乱之地,有时要像学者,有时要像新闻记者,还要作为善良的市民去行动和呼吸,因此在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漩涡之中,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