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秘密资金、统治资金为幌子的前总统卢泰愚巨额蓄财风波震动全国、举国如捅了蜂窝般沸腾,转眼已是第四周。 我们为何如此愤怒、如疯了般投掷石块?是因为蓄财规模堪称过分至极的天文数字,手法之卑劣甚至难以想象出自一位前总统之手?抑或只是为了消解对昔日权力者的背叛感与空虚感,满足一点报复心理? 不是。不仅如此,也不能止于此。 没有反省也没有忏悔 其背后是一种紧迫的现实认知:若不切断已然暴露的政经勾结与权力腐败这段可耻时代历史的锁链,国家便再无前途。 这也是要为我们所有人安于惯例、与现实妥协的那种轻率姿态与心态自我鸣响警钟。 这是一种决意:彻底挖出催生腐败与勾结的结构性原因,斩断第二、第三次权力腐败的根。脱下官服的前总统或流放或入狱、各大财阀掌门人接连被检方传唤的丑态,还要重复到何时?如今该静下心思考:如何解开这一症结,才是清算本应正当抛弃的过去历史之路。 我们此刻所遗忘的,首先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反省与忏悔。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为共同走过同一时代的人,能断言自己无罪者寥寥。无论大小、无论以何种形式,所有人都对自己走过的那段时代历史负有责任。 只把自己留作圣域,一味责怪他人、热衷于挑他人的毛病与指责,过去便无法被净罪,新的历史也不会开启。 然而症结反而愈加扭曲。没有人愿意反省与忏悔。 最该自律的政界首先如此。别说反省与忏悔,如今正围绕分了多少卢氏秘密资金来用而沉溺于泥潭之争。 秘密资金的收支盘算 作为秘密资金形成的原因提供者,财阀们同样如此。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当时的时流:难道是想给才给的吗?不是只能送去的现实吗? 从愤怒的平民身影中,隐隐感到一种对自身过错记忆丧失、对他人过错却毫不留情地挥下伦理之刀与良识之鞭的性恶说式集体私刑作风,这样想是否过分?因为比起素质更看重人情关系、为几张钱的信封就交出一票,这也正是我们善良平民的另一副面孔。 当年提着巨额“献金”信封走进青瓦台接见室的财阀掌门人,与无所不能的最高权力者之间,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对话、展开过怎样的情景? 虽是更早些年的事,我想起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某中坚财阀掌门人递信封的故事。 “K会长,听说今年景气不错,卖了多少?”“是,有几千亿。”“那得跟我对半分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当然,这番话的要点在于倾诉苦衷:在连企业销售额与利润有何不同都不懂的、真正蛮横无理的权力者面前,不触怒对方而做生意有多么艰难。 据说在第六共和国时期,财阀掌门人们一到时候也少则20亿至30亿韩元、多则高达300亿韩元地把钱奉送给卢氏。无论是因为看不见的威胁,还是为了图谋特定利权与特惠,这都是为经营便利而作的投资。 这笔钱的使用逻辑是:与其降低产品价格或费率以提升服务、提高价格竞争力,与其加薪以提振员工士气,不如向最高权力者暗中输送黑钱更有利于生意。 然而这笔钱从何而来?从未听说有谁用掌门人的分红来筹备秘密资金。结果,负担落在作为消费者的一般国民或公司员工身上,被转嫁为社会成本。 它并未通过设备投资或技术开发投资来提升竞争力或生产率。相反,为了垒高行政规制的壁垒以取得新的垄断经营权、或维持既得的经营权益而花掉的费用,最终由接受这一低效经济体系或审批规制行政“服务”的平民来承担。 真正的受害者是国民 用钱换来垄断经营权者的价格横行会是何等模样?怎会不想以荒唐的收费捞回本钱?在账簿上不留痕迹地筹措这笔黑钱,会伴随多少会计操作与逃税? 卢氏任期内的蓄财规模,是否如他自白的仅5000亿韩元,或如部分在野党所称超过1万亿韩元,至今无从得知。每月100亿至200亿韩元的钱堆进秘密账户,国政与民生又怎会放在心上? 政经勾结的双重受害者是国民。巨额秘密资金的负担并未落到财阀掌门人身上,而是落到平民与国民经济身上。为了不再做冤枉的受害者,必须摆脱腐败麻木症,唤醒不容腐败的国民意识与精神。 无论是政治伦理还是企业伦理,决定其最低限度的是法院,但决定其平均水准的,正是国民的意识水平与价值观——这一点必须醒悟。
1995-11-16 | 金曙雄 <編輯理事>
周四早晨 政经勾结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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