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1-15 | 南善祐

南善祐登山专栏〈28〉 山地山情 立于最高峰(1)撤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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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登顶在望却必须决定进退时,任何人都会陷入苦恼。冲顶虽然存在危险,但毕竟还有登顶的希望;而后退则伴随着必须放弃已攀升高度的挫败感。因此,决定后退比攀登更难。 然而,后退的决定有时并非出于自己的判断,而是由他人下达。当必须服从大本营队长单方面下达的撤退命令时,已接近顶峰的攻顶队员就会在服从与不服从之间苦恼。笔者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曾担任登攀队长,参加大韩山岳联盟为纪念88首尔奥运会而派出的珠峰远征队。我们队经过一个月的攀登架设了最后一座营地,严弘吉、金昌善队员和我被指定为第一次攻顶组。 1988年9月22日夜,我们抵达珠峰第四营地(8050米)。上来是为了第二天冲顶,但我在中途高山适应状况不佳,是攻顶队员中最晚到达营地的。 然而刚一抵达营地,本部就发来无线电。命令第二天只派两名队员冲顶,让我清晨尽早撤退。本部判断上来较晚的我已处于无法攀登的状态。我眼前一黑,几次抗辩说自己毫无异常,但本部的决定没有改变。 我开始就两种选择苦苦思索。起初我想到了赫尔曼·布尔。1954年他单人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峰(8125米),为德国带来8000米级山峰的首登,他选择了不服从的道路。 他无视本部决定撤退的命令,独自强行冲顶,以超人的意志登上了顶峰。“青年上去,老人下来”这句名言,是队员们看到他结束痛苦的登顶、两天后生还归来时说的。 但我无法选择与赫尔曼·布尔相同的道路。在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根深蒂固的西方,人们认可他登顶的功绩,并未对其不服从大加追究;而在重视集体纪律的我国远征队中,这种行为不易被容忍。况且我不正是比谁都强调队员团结与服从的登攀队长吗。 第二天凌晨3时,随着其余队员朝顶峰远去、消失在黑暗中,我时隔四年再度挑战珠峰登顶的梦想也随之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