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卢现象,可以真切感受到我们正面临后冷战时代不可避免的国家体制重组。不应把卢前总统事件视为单纯的个案。应把它看作冷战之下维持下来的我国资本主义体制的“解体”过程,并应采取“重组”的视角。 正确认识形势 事实上,人们正以韩国人情绪化的激烈感情或爆发来看待此次事态。对此次事态必须持有正确的观点,只有具备正确的观点,才能实现包含后冷战时代统一这一未来在内的正确的国家体制重组。即使不是全体国民,至少精英层也该采取更为冷静的立场。 从国家论的视角看,后冷战之后各自国家体制的重组并非只有我们。日本自明治以来作为国家传统的国家体制已在对内“解体”,今后的重组预计需要相当长的时日。日本的国家重组要经历数次选举,至少需要5年到7年。 以为天皇服务的官僚培养机构“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育法为基础培养出来的日本精英主导了战后日本。以他们为中心的“大藏”(大藏省)在日本传统体制中通过金钱维持着日本的体制,但在“日元升值现象”这一外部压力下遭到重创,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开始走上对内“解体”的过程。 以金钱控制日本的大藏省核心的动摇,已经波及到日本国家体制的解体与重组。 始于体制性矛盾 韩国也正处在必须对内解体冷战下形成的资本主义体制、重组真正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转折点。凭权力赚钱的方式,无疑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相距甚远。 卢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方式,而可以说是凭权力赚钱的典型案例。这种体制性矛盾的起点,早已始于朴正熙的现代化精神,即只有让百姓吃饱才不会变成共产党的物质主义式现代化的起步。这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是正面背离的起点。 韩国的资本主义中找不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根基里的加尔文主义思想。因为所谓现代化是从物质主义开始的。 其次,从后冷战时代的国家论视角看,朝鲜也面临严峻的国家性重组。源自金日成“一个朝鲜”政策这一权力逻辑,朝鲜的产业彻底排斥轻工业与农业,实行“重工业优先主义”,即只造大炮的工业体制,造成了朝鲜国家性的失衡,而替代西方市场的“配给制度”的崩溃,更使其不得不走上国家体制的“解体”过程。 接着,中国从国家论视角看,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四项原则”,另一方面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相互冲突的原则形成了现代化的国家体制。 然而可以预见,邓小平之后大概会面临重大的国家危机:没有确立私有财产制度的制度如何支撑市场经济?中国对内的“解体”过程不可避免的展望正由此而来。 无论是党、军还是平民,无差别地或以权力为媒介赚来的钱、装进口袋里的钱,在邓小平之后如何处理,这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置中国的对内体制、即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体制这一重大问题。这就是邓小平之后国家体制解体与重组的问题。 权力型资本主义 将后冷战之后东亚各国国家性解体过程与重组过程加以比较,就能够通过“卢现象”轻易窥见我国资本主义解体过程与重组的不可避免的进程,并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具备基本的观点。 政治也不能以临时凑合、随意应付的方式,而应审慎地洞察今日国家对内解体与重构的深层动因,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 我国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说是经济主义的资本主义,不如说带有强烈的权力型资本主义性格。 在后冷战之后“民主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国际秩序的世界中,若要生存,或要使我国资本主义在国家层面上适应,那么以“权力”而非“生产”赚取如此巨额金钱的资本主义方式就只能被解体。 这种方式可能挫败民族的未来,进而引发使国家体制本身解体的危机。 如今在卢现象中面临的问题点并非个人敛财或行贿受贿事件。卢现象是从国家论视角提出后冷战时代国家体制解体与全新重组这一课题的我国国家体制问题。 须冷静应对 政治也应在这种正确的宏观认识之上应对卢现象。 若不能正确认识这种危机,只是以权力方式处理或私相处置,那么或许真的会沦为像解体国家的典型南斯拉夫那样的“解体国家”,对此也应有深刻认识。 尤其要劝告政界采取更为冷静的态度。
1995-11-03 | 李基鐸(연세大 정치외교학과 교수)
特别投稿 “卢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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