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前总统接受了检方传唤调查。前任总统因在任期间非法敛财而被检方传唤,在宪政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天也将被记录为宪政史上最不幸的一天。他利用权力敛聚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隐匿不义之财。 他高呼“伟大的普通人的时代”而登场,却背叛了国民。以政治资金、政治惯例等种种说法百般辩解。财产外逃、房地产投资、通过债券隐匿财产、以企业为对象放高利贷、通过金融机构洗钱,种种行径接连暴露。而对于大选资金却闭口不谈。检方的调查理所当然。国民再一次失去了本应尊敬的对象。 卢前总统依法受到惩处便是,但他给国民带来的精神失望和国家威信的坠落又该如何补偿?有形无形的经济社会损失又能向谁索赔?我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已受重创,如今不得不把目光转向非价格竞争力。 被检方传唤的前总统 构成非价格竞争力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国家形象”。此次秘密资金事件为韩国挂上了腐败与不正之“国家形象”这枚耻辱勋章。这不仅使韩国所有商品,也使所有韩国人的名誉蒙羞。要恢复失去的“国家形象”,需要长期而大量的努力。 官治经济与政经勾结的链条 法国通过构筑艺术的国家形象,使得时装产品中法国制造最为昂贵。德国以制造坚固精密产品的国家形象在世界市场上一决胜负。日本以制造小巧精致产品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市场上维持着高度竞争力。与我国的负面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不仅如此。我们再也无法拥有受人尊敬与爱戴的前总统。国民收入远不如我们的越南和泰国,也拥有受到世界公民尊敬的道德型领袖。而我们却看到了走进检察机关的前总统。 如今的问题在于,能否以此为教训,消除权力型腐败的土壤,彻底斩断政经勾结的链条,防止再度发生。政治与权力习惯于在各处露脸。经济活动一直受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干预和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官治经济。 必须确保政策透明性 以至于出现“管制共和国”之说的大量管制,正是腐败与权力型腐败的温床。各类许可审批、官治金融等管制的枷锁阻碍了公平竞争与自律,诱导与黑钱的交易。文人政府上台后声称放宽管制,但企业和国民丝毫感受不到。放宽管制之说不绝于耳,实际上却通过新方式的管制,与以往并无不同。正如政府自己承认的,放宽管制的效果乏善可陈。如今必须把放宽管制视为国家竞争力的源泉。 开放时代的竞争力也要从打破结构性管制中寻找。与此同时,如今是提高政策透明性之时。在少数官僚与权力者决定政策的封闭结构下,政策型弊端只能滋生。 更何况世界正在提出“反腐败回合”,要求经济的透明性。除非确保放宽管制与政策透明,否则无法期待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竞争力强化。 为了不让制裁前总统这样的不幸之事在我们的历史上再度重演,必须着手法律与制度的改善、放宽管制以及道德的重整。
1995-11-02 | 서울경제
社论 监管催生权力型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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