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是储蓄日。在储蓄率勉强超过10%的1964年首次举办的储蓄日,今年已迎来第32个年头。在储蓄充当国家经济生路的年代,储蓄日作为评选、表彰优秀储蓄机构并向热心储蓄者授勋的年度活动本身就颇具意义,而如今它正逐渐成为重新认识储蓄意义、充实内涵的契机。或许正因为一直强调储蓄的美德并以各种制度予以支持,1962年仅为11.2%的我国储蓄率此后一直快速提高。 去年我国储蓄率为35.2%,在全球主要工业国中位居第二,属于很高的水平。世界上储蓄率名列前茅的国家,大多反映的是该国的高速成长期。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最高储蓄率自豪的日本(35%左右),以及80年代以后至今保持最高储蓄率的中国(38%左右),都是靠全体国民的节俭开支筹措投资财源并实现了高速增长。从这一点看,我国也算相当热心于储蓄。 但若把储蓄率与投资率联系起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就我国而言,表示用于产业生产的投资费用比重的投资率,仅在1986年至1989年这4年间低于储蓄率,目前储蓄率仍赶不上投资率。需要投资而储蓄跟不上的现象已持续了数十年。 自立经济基础薄弱 其差距在1个百分点左右,虽然微小,但象征意义很大。储蓄率跟不上投资率时首先出现的现象是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当我国国民积攒资金支持生产活动力不从心时,不足的资金理所当然要从国外引进。这正是设立储蓄日的背景。 储蓄推进中央会将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与日本、台湾的情况作对比加以说明。即日本和台湾长期凭借高于投资率的储蓄率打下了自立经济的基础,并把国内多余的财源转向对外投资,成为庞大的债权持有国;相比之下,我国相对于旺盛的投资活动,储蓄仍然不足,自立经济的基础薄弱。 另一方面,每逢储蓄日,国内经济界始终关注的过度消费问题依然令人担忧。高档消费品进口暴增、娱乐相关服务业景气兴旺的现实总是被人指出。 不过,从金融储蓄的增长趋势看,过度消费似乎尚未严重到动摇我国社会全局的程度。国内金融储蓄余额进入90年代后每年都保持近20%的增长率。与上年末相比,1992年增长18.2%,1993年增长22.0%,1994年增长19.1%,表现良好;今年到5月底为止与1994年末相比的增长率达7.8%。若这一基调维持到年末,预计增长率将达18%左右。尤其是在金融所得综合征税实施前,巨额资金流出金融圈,与储蓄率将骤降的普遍预期相互交织,这是今后需要密切关注的部分。 当然,综合征税的威力显现后,部分资金会脱离金融圈转入地下,但最近的分析认为其规模将远低于当初数十万亿韩元的预期。 虽然储蓄率维持在35%左右没有大的变化,但据分析国民的储蓄行为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已摆脱笼统的“必须储蓄”的义务感,开始逐步寻求增值财产的有效方法。这一点从金融储蓄余额的构成中即可看出。 利率相对较高的可转让存单(CD:Certificate of Deposit)的比重从1990年末的2.8%上升到今年5月末的4.7%,增加近一倍,金钱信托同期也从56.9%骤增至73.4%;而利率较低的储蓄性存款则从21.9%降至20.0%。资金正急剧向高利率一侧转移。 截至9月末,银行圈存款总额达300万1308亿韩元。仅今年以来就增加了50万4605亿韩元,比去年末增加了20.2%。 这意味着一般民众在认识到储蓄重要性、勒紧腰带之余,又进一步开始寻求更为合理的储蓄方式。 低于投资率构成负担 从最近的储蓄率和金融所得增长速度看,似乎不必再刻意强调储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储蓄率明显低于投资率,而且这一现象长期积累,正对国民经济构成负担。 此外,在综合征税实施前,巨额资金持有者更有可能把消费置于储蓄之前。当前需要有把他们留在金融市场的诱导政策。 若不能把富人留在金融圈内,受损的只能是普通国民。金融圈的资金被用作产业资金,并由此牵引经济增长。这一过程一旦出现异常,物价就会上涨,景气必然萎缩。这正是需要更为明确的储蓄诱导政策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无条件地解决税收问题。而是说,在发挥金融实名制和综合征税根本宗旨的同时,需要准备补充措施,以免出现资金脱离金融圈、拉低储蓄率的副作用。 在景气越过顶点进入下行阶段的当下,这一问题更为迫切。有分析认为,要防止景气急剧萎缩并引导软着陆,就需要扩大国民对储蓄问题的关注。
1995-10-31 | 孫東榮
一分一厘积攒 筹备投资财源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